经典原文

《子路》第23章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成语讲解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精彩绝伦的演出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节目《文字》中，演员们扮演的活字印刷字模，在不断变幻中呈现了“和”字的大篆、小篆和楷体三种形态。

《说文解字》解释说：“和，相应也。”“和”字从音律相应、味道调和，引申为和谐之意。“和而不同”这一成语，指能恰到好处地与人相处，又不盲从附和，现在被视为处理不同民族、国家、文明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汤一介先生说：“如何使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在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或者可能为我们提供有正面价值的资源。”（汤一介：《汤一介哲学精华编》）

在孔子阐发“和”“同”关系前，历史上已有不少“和”“同”对举的讨论。西周末年，郑桓公和史伯探讨过王朝兴衰的规律。史伯认为，周王室走向衰败的原因是其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这说明他已意识到“和”“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是“以他平他”，使各种事物保持和谐的状态。“同”是“以同裨同”，是单一事物的数量叠加。因此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能促进新事物的产生。“同”则因其单一性，难以创造出新事物。

齐景公与晏子讨论君臣关系时，晏子也曾提及“和同之辩”。齐国大臣梁丘据对齐景公言听计从，齐景公为此很满意，并对晏子说：“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则不以为然，认为梁丘据唯君命是从，是“同”而不是“和”。在晏子看来，君臣关系的“和”表现为君臣双方均以良善治理为目的，彼此协作，共同努力。真正的良臣应坚守公心，犯颜直谏。如果臣子对君王的错误命令毫无异议，对不完善的政令也是一味赞同，那就像“以水济水”，无益于治国。齐景公问“和”与“同”有什么区别，晏子进一步解释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认为，和就像制作肉羹一样，讲究滋味调和，酸甜咸淡适中，酸味、咸味不够就加醋加盐，过酸过咸要加水淡化。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应如此，在共同的治理目标下可以有所不同。晏子劝谏齐景公，任用臣下应找到“和”之君子，而非“同”的小人。

史伯和晏子都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拒斥了“同”。在他们之后，孔子把“和同之辩”引申为君子小人之别的重要原则。君子在社会交往中，于己而言能听取不同意见，于他人而言能促成共识。他们以弘道为己任，“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因此君子既不会专断己见，也不会轻易妥协。在政治生活中，君子采纳多方意见，对不完善的政策进行补充，使事情更为圆满。而小人只会强求一致，附和盲从。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是指曲意迎合、毫无原则地顺从别人而换取好名声的人。这种没有真正是非观念的好好先生，恰恰是道德败坏、同而不和的小人。

孔子有许多涉及君子行为的言论，可与“和而不同”对照观之。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周”是合群、团结，“比”是勾结、依附；“群”是人或物聚集在一起，“党”则有阿谀偏私之意。“周”“比”“群”“党”虽然都有群体之意，但实质上有很大区别。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可以参照朱熹的解释。朱熹把公私、义利引入“周比”“群党”的解释中，升华了孔子的“和而不同”。他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引用尹焞的话解释说：“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君子一心为公，所以与人交往和睦周到又无所偏私，既能坚守原则又能包容差异。小人阿谀逢迎，拉帮结派，看似团结，实际上却因各为私利，不可能和睦长久。可见，二者的动机在本质上就不同。君子“群”是为公、为义，是以公义团结人，表现为“和”；小人“党”是为私、为利，以私利相互勾结，表现为“同”。正因为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故其为人处世能“尊贤而容众”（《论语·子张》），能“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论语·尧曰》），求和不求同，这就是儒家提倡的虚怀若谷、宽广舒泰、坦荡无私的君子形象。

孔子关于“和”“同”的看法奠定了后世对“和”与“同”的基本态度，也孕育了中华民族“尚和”的文化精神。我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万物的自我规定性不同，成就了他们自身的特殊存在。正是在这种多样性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汤一介先生说，“‘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汤一介：《汤一介哲学精华编》）万物各异却能同时存在，人类渺小却能参赞天地万物的化育，鸢飞鱼跃之间，万物各安其位，君子自得其乐，《中庸》描述的就是这样一幅“活泼泼”的天地图景，也是儒家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实践上，“和而不同”的观念塑造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历史上有许多自觉文化融合的例子。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面临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而自觉推行的改革。北魏孝文帝、元代忽必烈以及清代开国帝王，他们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都没有沿用原来的治国方式，而是选择了儒家式治理方式治理国家。这些历史实践也促进了“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从观念变成现实。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西方的民族国家大多由单一的民族构成，而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多元”就数量而言，指我国有56个民族；“一体”则强调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多元一体”不仅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现实共同体，也是“和而不同”原则下的文化选择。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也谈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可以说，“和而不同”在孔子提出后，被后世儒家不断阐释，并在实践中得到发扬。无论是个人的品行修养，还是群体的审美情趣，乃至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标识，“和而不同”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文化拓展

“和而不同”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欣赏的文化理念。1982年，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办公室悬挂了两幅书法作品，其中一幅写的就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当前，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密切，各种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习近平总书记也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到外交事务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我国为推动解决文明冲突、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而贡献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