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仁”

孔子对于“仁”，从来不肯做出狭隘的定义，但不乏具体的解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子张问“仁”，显然是因为孔子非常强调“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对于子张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能够在天下实践五种德行，就可以算得上是‘仁’了。”子张进一步请教，孔子解释说，五种德行指的是“恭”“宽”“信”“敏”“惠”。他也没有对五者做出范畴式定义，而是指出了实践这五者的效果：恭谨就不会去侮辱人，宽厚就会赢得众人支持，有信用就会被他人信任，高效率就会有功劳，多恩惠就能充分支使别人——“能行五者于天下”，而不是局限于小圈子之中，就是符合“仁”的要求了。

四川仁寿县仁义广场上的“仁寿石”

孔子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曾提出“仁”的问题。孔子先讲了何为“仁”，进而强调“为仁由己”：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克己”和“由己”其实是相通的，其指向都是“复礼”：视、听、言、动，都能克服、超越自己的种种“非礼”的行为，回复到“礼”的标准之中，一旦做到这一点，天下人都会归往于这样的仁者。因为“礼”的要义是“自卑而尊人”，自处谦卑而尊重别人，表现得彬彬有礼，其根源乃是对他人的仁爱之心，这是君子之所为，即所谓的“贵族”“自由人”之所为。可见，做到“克己复礼”，既体现了人的自由，又包含着人的责任。

二、“为仁”

孔子的另一高足曾参提出过影响深远的“任重道远”说，其基础也是“仁以为己任”：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曾子还有著名的“三省吾身”之论，第一条就是反思为他人谋划，是否是忠诚尽责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亦可见，孔子和他的重要弟子说“仁”，都重在践行，即“为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针对子贡之问，孔子从工匠精神的角度阐释了如何践行“仁”，强调“善其事”，而不是敷衍了事；突出“利其器”，就直接避免了空谈。落实到邦国的政事，就是尊重那里贤能的大夫，与有仁爱的士人结为朋友。换言之，虽然位居大夫，也有没出息的，虽然名列士人，也有不仁爱的。可见，“为仁”不能停留于口头，也不能没有辨别能力。“为仁”的前提是“求仁”，但“求仁”会有不同的结果：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

冉有疑惑孔子会不会为卫国的君主做事，子贡提了一个很艺术的问题：“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古代的贤人。”孔子尊崇周礼，而伯夷、叔齐却以“不食周粟”著称，孔子认为他们的选择是出于自由，因而不会有怨言。子贡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孔子会拒绝为卫国的君主做事。而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回答子贡之问时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原则：所得即所求，则没有怨言。当然，这个回答也会被引申为“自作自受”。但不能忽视孔子把不合道义的富贵视若浮云，且尊重每个人不同的政治选择，因而也同情伯夷、叔齐的精神境界。

甘肃渭源首阳山伯夷叔齐雕像

三、“为人”

同时代的人也好奇孔子的学生怎样评价孔子的为人，子路就碰到楚国大夫叶公提出这样的问题：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子路不予回答，大概是觉得叶公的问题不怀好意，作为学生评价老师也不太恭谨。孔子却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回答——他的做人呢，发愤努力，连吃饭都忘到脑后了，快乐无比，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没有觉察到，就是这样子而已。”孔子的“两忘”，是摆脱了饮食等基本欲求的束缚，也摆脱了各种烦恼的困扰，乃至浑然不觉老年时光已经到来。对于普通人的为人之道，一度成为孔门弟子领袖的有若做过论述，同样影响深远：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批评者往往以为这是典型的维护君父专制的言论，殊不知，孝亲与尊长，同样是民主自由的应有之义，否则就会导致混乱乃至灾难。人之一生，行年七十，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是“行将就木”了，而孔子却是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境界。原因何在？在于求学、为学以及从事学术的根本目的不同：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为己”也是“由己”，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与之相对的“为人”，则是为了讨好或迎合别人。对于不同的人格特质，孔子也指出了各自乐趣的不同：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智者与仁者，也并非截然不同，而是可以互相资取。兼备仁义礼智，就是圣人了。

四、合“仁”“人”言“道”

儒家的圣人不是要做一个自给自足的“自了汉”，而是有“立人”“达人”的胸怀：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贡往往有自己很杰出的想法，但他还是要去请教孔子。他问：“如果能广博地施与人民、济助大众，怎么样？可以算得上‘仁’了吗？”孔子回答说：“那还何必去从事于‘仁’呢？必定到了‘圣’的地步呀！尧和舜都有点担心做不到呢！”孔子之所以把子贡还语带保留的评价予以升华，由“仁”提升到“圣”，是因为他认为要没有遗漏、没有歧视地施与人民、济助大众，不仅需要“德”，还需要“财”和“位”。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仁者”的特征做了非常关键的阐发：“自己想要有立足之地，先要让别人有立足之地；自己想要达致目标，先要让别人达致目标。从眼下身边的事情做起，触类旁通，就可以算得上是‘仁’的内容了。”可见，孔子的“仁学”，就是他的“人学”。孟子就是以“人”释“仁”：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

汉赵岐《孟子章句》注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与仁合而言之，可以谓之有道也。”“仁”是“人”的本质属性，没有仁爱恻隐之心，就是“非人”。“人”有“仁”的价值观念，并实践和推广“仁”，就是“道”。故而，“仁者，人也”也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原性观念。子思学派对此做了重要的引申和发挥：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

普适通达于天下的五种道义，贯穿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很多人以为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君臣”关系被消灭了，事实上，不仅君主立宪制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在任何一个组织和单位中，都有上下级关系，都要讲“仁”和“忠”的职业伦理。只不过，现代社会更强调人格平等、取舍自由，而这些都是原始儒家所不反对的。而“仁者，人也”则是一个古今中外各类人都适用的基本原则。在《礼记》中，可以发现孔子已有同样的论述：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礼记·表记》）

践行“仁”，有三种模式，功效相同而情况各异：“仁者”安心于“仁”，不计利害得失；“智者”利用于“仁”，精于算计；“畏罪者”勉强于“仁”，被动不甘。“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已被载入《论语》，可见孔子的思考和表达从来都有很强的“分析”性，对于具体德目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得很清楚。而“仁”相对于“道”，是次生的，会发生偏差的德目，所以需要道义来平衡和纠正。

四川大邑县安仁古镇

孔子之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教人“成人”，而“成人”的起点在于“为人”，“为人”的关键又在“为仁”。故而，“为仁由己”是最基本的自由——不做小人，争为君子，这取决于自己，有充分的自由，而责无旁贷。

作者简介：

张丰乾，哲学博士，现为西安外事学院七方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本原儒学院副院长，教授。曾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明裕”双周访问学人、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2006-2007年度访问学者。兼任中华君子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等职。学术著作有《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诗经与先秦哲学》《敦博本〈坛经〉注释》《可与言诗：中国哲学的本根时代》《训诂哲学》《沩仰宗要略》《重塑君子》；合译并校《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编有《哲学觉解》《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等；另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