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通行版本《论语》第17篇《阳货》，是全书中少有的、过千字的篇章，约占全书总字数的6.39%。本篇共26章，其中记载孔子与他人对话的多达10章，分别为子路4章、子贡2章、阳货1章、子游1章、宰我1章、子张1章。深入研究这千余字内容，我们会发现，这些章节通假字多，历史人物多，时间线索杂乱；更棘手的是，对话段落中涉及的文史知识背景较为久远，不易搞懂弄通。不过，本篇在全书中定位较为特殊，是有孔子集中教诲的最后一篇。《论语》第16篇《季氏》多为“孔子曰”，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其是由孔子再传弟子整理，第18篇《微子》多为隐者故事，第19篇《子张》皆为孔子弟子语，第20篇《尧曰》主要探讨施政之术。理解了儒家先贤划分篇章的深入用意，我们便可以明确《阳货》在《论语》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深入研究《论语·阳货》篇，我们便可一览孔子鲜活、饱满的出仕形象、教育形象以及其所提出的君子形象。
一、孔子的出仕形象
本篇以孔子与阳货的对话开篇，前后包括三次权臣相召。通过分析孔子面对不同权臣相召的应对策略，我们可以勾勒出孔子的出仕形象。
首先是最重要的第一次权臣相召，即阳货对孔子的招揽。阳货，何许人也？一说其与阳虎为两人，但当今学界更倾向认为阳货与阳虎为同一人，亦即阳货名虎，字货，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平子的家臣。季平子摄政鲁国近10年，至其亡，阳货趁机作乱，囚禁季氏的年幼家主，僭鲁国政。后为扩大自己权力，阳货试图杀害“三桓”嫡子，政变失败后，他辗转流亡晋国，辅佐大夫赵简子成就一番霸业。
孔子与阳货有何交集？李硕在《孔子大历史》中曾提出假说，认为孔子与阳货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此假说缺乏佐证，故笔者弃而不用。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16岁左右的孔子赴季氏宴，被季氏家臣阳货所阻，且留下了“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的话语。此后近20年，阳货因积累战功，愈发被季氏看重，而孔子初为小官，后随鲁昭公流亡，孔子的青年时代与阳货的交集记录不多。孔子返鲁后10余年，其境遇并未发生大的改变，但在此期间，孔子开始修经典、办私学，名气越来越大。而阳货作乱掌权，成为我国历史上家臣执国政的首例。大夫僭越国君，家臣僭越大夫，这正是孔子哀叹的“礼崩乐坏”的典型表现。数年后，孔子周游列国时，《史记》载，孔子曾因被误认为阳货，而被围困于匡城，这亦属于孔子与阳货的另一种交集。
《圣迹图·匡人解围》
回到《论语·阳货》篇的第一章，此章记录了阳货与孔子的对话。故事发生在阳货作乱，囚禁季氏家主后，约为公元前505年至公元前502年之间。此时，阳货意欲请名望益高的孔子出仕辅佐自己，而孔子并不愿与阳货同流合污，甚至连见面的意愿都欠奉。于是，阳货使出了一计“阳谋”，他趁孔子不在家时，送给孔子一只煮熟的小猪。此何意也？《礼记·曲礼上》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据《孟子》记载，春秋时的礼法为：“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想要通过此种方式，见到孔子，进而拉拢之。但未曾想，孔子也故意挑了一个阳货不在家的时间去拜谢。无巧不成书，孔子与阳货在路上遇到了，于是发生了《论语》这一章中的对话。
孔子为何不愿应阳货请求而出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事后来看，阳货意图灭“三桓”，但孔子“隳三都”的意图也在削“三桓”，二者目的仿佛，但方式迥异。阳货走“霸道”一途，而孔子走“王道”一途。道不同，不相为谋，更何况阳货践踏礼法，逾越孔子的底线，因此孔子内心并不愿出仕、听命于阳货。
最后，孔子为何还是勉强答应了阳货出仕一事？一则阳货掌实权，面拒阳货有政治风险乃至安全隐患；二则答应出仕，但未明确时间，拖到阳货政变失败出逃后再出仕，亦不算失言；三则阳货在官场浸淫数十年，他以孔子的“仁”“知”之道反诘孔子，言辞令孔子难以抵挡。
那为何孔子两次宁受叛臣之召呢？第一次为鲁国季氏家臣的公山弗扰召孔子。此时，阳货已出逃。公山弗扰与阳货虽曾共谋反叛，但公山弗扰并无明显劣迹。孔子想要改变公山弗扰，以避免鲁国的政局动荡，即《论语·阳货》篇提出的“吾其为东周乎”。第二次为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召孔子。此时，赵简子假借晋国国君的名义讨伐国内其他大夫，路过佛肸任职的中牟，而佛肸拒绝让赵简子通过，由此，佛肸构成“名义”上的反叛。但佛肸所为，究竟论迹，还是论心？其行为能否构成反叛？这犹在两可之间。孔子坚信自己能够利用此事，实现政治抱负，且不会被佛肸所影响，即《论语·阳货》篇所说的“吾岂匏瓜也哉”。因此，孔子为何宁受“叛臣”召，而不受曾囚禁国君的阳货召？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综上所述，孔子青年时期曾为鲁国小官，后辞官开授私学。僭越政权者试图招揽孔子出仕，但孔子不屑与之同流合污，故虚与委蛇，以身践行“道不行”则君子固穷。但面对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纵然弟子不解，孔子也不再在意个人名声，试图应召，以利用自身影响力避免政局动荡，《孟子·公孙丑上》将这种行为概括为“虽千万人，吾往矣”，为我们诠释了何谓有所为、有所不为。此后，孔子周游列国，不凝滞于物。名义上是叛臣召，但只要自己能有所作为，不囿于叛臣之名，亦可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二、孔子的教育形象
《论语·阳货》篇中，孔子面对不同弟子及自身子嗣，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面对已出仕为县令的子游，孔子至其县，得闻子游广施礼教，遂微笑试探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的回答不忘初心，令孔子很满意，因此他勉励其他弟子向子游学习。
当子路担心孔子应叛臣召时，孔子以大义勉之，并告诫其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要拘泥、不知变通；当子路问君子是否尚勇时，孔子担心子路自恃勇武，故告诫他君子以义为上；甚至孔子会主动与子路沟通，勉励子路要热爱学问，不要一味地直率、勇敢。
面对好学的子贡、子张，孔子会给出详尽的答案。子贡问君子是否应当有厌恶之人，孔子回答以君子厌恶的三类人，并会启发式地询问子贡厌恶哪些人；子张问仁，孔子也并未简单地下定义，而是给出“仁”是什么之后，再说明原因，以加深子张对“仁”的理解。
面对中人之资的孔鲤，孔子告诉孩子要学习《诗经》的部分篇章，并形象化地说明学习这些篇章的重要意义。
以上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事例，我们再来看孔子在集体教育方面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学习《诗经》，意义深远。因此，孔子希望所有弟子都能深入学习《诗经》。孔子认为，《诗经》可以兴观群怨、事君事父。而在考验子游并得到满意答案后，孔子也会借机让弟子们学习子游。不仅如此，孔子的言传与身教并重。面对“半个学生”的孺悲，孔子因故避而不见（一说孺悲遣人求见孔子，但孔子因其求学之心不诚，故不见），但孔子会“取瑟而歌”，让孺悲知道，他是故意不见的。孔子这种用行为传递态度的方式，为孺悲及其他弟子上了生动一课，即师生互动应为双边活动，求学应有主动性。
事实上，孔子的教育形象不仅是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式的，他也有严师的一面。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孔子面对宰我时的教育形象。
我们先来看宰我的人物特点。他聪明机灵、能言善辩、乐于思考，在孔门弟子中，算是极有个性的。不过，宰我的我行我素也会气到孔子，他曾因“昼寝”被孔子斥责，而在《论语·阳货》篇中，他更是让孔子气愤到无语。
宰我像
孔子极重礼法，而宰我却说，为父母守“三年之丧，期已久矣”，这是在挑战礼法权威。之后，宰我继续论证道：“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这是说，如果君子长时间不接触礼乐，就会忘记礼乐的要求。这说明宰我对礼乐的态度是重形式而轻内容的，与孔子的主张截然相反。再看宰我的举例分析：“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无论是食用的谷子还是改火的木材，都是以一年为周期，那为何守丧不能以一年为期限呢？乍一看，宰我之言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生活有人类生活的法则，而为父母守丧是礼法的重中之重，当以“五服”中的“斩衰”服期，不能以自然之法来类比。
因此，孔子听罢宰我之言，并未正面回答，而是直接反问宰我，如果他为父母守丧三年，此期间着锦衣、用美食，他是否心安。孔子反问的语气相当严厉，试图以此来唤醒宰我内心的良知。“心安”一词说明孔子面对宰我的问题，并未仅从礼法的层面思考，而是上升到了仁爱的哲学角度。未曾想，宰我回答得直接干脆：“安。”孔子听罢只能说，你若心安，就去做吧。宰我退下后，孔子对其他弟子批评宰我道，宰我真是缺乏仁爱之心，难道他小时候没有受过父母的关爱吗？这句话的批评色彩非常重，不亚于《论语·公冶长》篇中的“朽木不可雕也”之句。孔子生气的原因在于宰我试图变更礼法。宰我并未真正认识到仁礼一体，且其自成一套逻辑体系，这对孔子而言是极大的伤害。所以在面对宰我时，孔子才会一改慈师本色，流露出明显的生气情绪，这实属人之常情。
既如此，孔子与宰我的真实关系如何呢？首先，孔子虽然会对宰我动怒，说一些气愤之语，但他也认可宰我的才华，将其列入“言语”科中，与子贡并列，并派其多次出使诸国。其次，宰我对孔子绝非敷衍。《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宰我之言：“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及至后世，“孔门十哲”“十三哲”，宰我均名列其中，东汉王充亦曾为宰我辩白。宰我于唐朝封侯、宋朝封公、明朝追称“先贤”，可见后世对宰我也是认可的。因此，宰我虽不似颜回以德行著称，但也是孔门中富有个性、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孔子对其是“严中有爱”。
综上所述，本篇集中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形象。既有“点对点”的“一对一”教育，又有面向诸弟子的集体教育；既有循循善诱，也有严厉气愤：孔子的人物形象可谓饱满鲜活。
三、孔子提出的君子形象
“君子”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原指有一定身份地位之人，至春秋时期，渐渐演变为对有道德之人的指称。而《论语·雍也》篇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奠定了后世对“君子”一词的理解。孔子对“君子”一词的塑造，可谓居功至伟。
实际上，孔子提出的君子形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孔子对自身形象的投射。研究君子形象，亦是在研究孔子。君子需后天修习。孔子认为，君子并非圣人，无法生而知之，是需要后天修习养成的，而环境对其影响巨大，即《论语·阳货》篇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且应勤学、早学，及至中年，人已定型，悔之晚矣，这与《论语·子罕》篇中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互相参证。
《论语》书影
君子需仁爱世人。“仁”作为儒家思想理论的支柱之一，在《论语》前3篇仅出现4句相关论述，而在《论语·里仁》篇得到了较多阐释，《论语·阳货》篇也作了重要补充，总结了“恭、宽、信、敏、惠”的“五仁”理论，并再一次强调了“巧言令色，鲜矣仁”。
君子需恪守礼仪。君子不能与真小人为伍，小人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妾侍、仆人，也要有远近之道，不可偏废礼仪。要坚守应有的礼仪之道，即“恶紫夺朱”“恶郑乱雅”。更重要的是，应发自内心地认同礼仪，而非只在乎表面形式。
君子需坚持道德操守。君子不能如《论语·阳货》篇所云那样“色厉而内荏”，也不能“道听而涂说”，更不能一味地做好好先生。要明确身上责任，有所为，有所不为，憎恶该憎恶之人，不能游手好闲，下下围棋也好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反复被提及，至《阳货》篇为大成，最终确立了克己复礼、仁爱修习的君子形象，与《易经·谦卦》中的“谦谦君子”及《诗经·卫风·淇奥》中的“有匪君子”交互辉映。不过，毋庸讳言，孔子在本篇中也有失望之时，会对世风不古、今不如昔的现状表示难过，甚至“予欲无言”，认为一人之力难以改变现实。虽然此时的孔子情绪偏低沉，不过也从侧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形象。
《论语·阳货》篇既未如他篇一般，集中论述礼、仁、求学、为政等思想，也未专篇记录重要弟子如颜渊、子路，而是对孔子思想进行了梳理，以出仕为主线，又一次总结了君子的理想形象，同时借助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为我们展示了孔子身为教育家的立体形象。
作者简介：
徐志明，文学硕士，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助理馆员，主要从事古典诗词与儒学领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