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孔府的东北角，隔街相望，有一座红墙围绕的建筑，面朝大街的石牌坊上刻着四个大字——“优入圣域”。这座建筑便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子的庙宇“复圣庙”，俗称“颜庙”。颜庙存有不少和颜子、颜庙相关的碑刻，我们可以从中一窥颜子在后世的影响，了解颜庙不断修建的历史。

“优入圣域”坊

一、从“亚圣”到“复圣”

颜子名回，字子渊，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被视为孔子的衣钵传人。颜子以德行著称，为圣门四科之首，堪称“卓冠贤科”。可惜他英年早逝，只言片语收在《论语》等书中，并无著作传世。但在孔子弟子中，他最先受到了帝王的尊崇。公元前195年，汉高祖亲临曲阜祭祀孔子庙时，便以颜回配享。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尊颜子为“先师”，配享孔庙。正如至正十四年（1354）《尼山大成殿增塑四配享之碑》云：“颜子之侑坐，肇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冬，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议也。”这里所谓“侑坐”，就是配享。颜子作为“先师”，与“先圣”孔子一起并称“孔颜”，改变了此前“周孔”并称的传统。之所以有如此变化，与对儒学的认识有关。正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修颜庙碑》所言：“稽统业于皇王，则孔师而周圣；溯渊源于授受，则孔圣而颜师。”至宋代以后才有了“孔孟”并称的说法。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颜子被追赠为“太子少师”，睿宗太极元年（712），被追赠为“太子太师”。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的《御制老孔颜赞》残石记载玄宗颜子赞：“杏坛槐市，儒术三千。回也亚圣，丘也称贤。四科之首，百行之先。秀而不实，得无恸哉。”称颜子为“亚圣”。开元二十七年（739），颜子被追赠为“兖公”，在今天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藏有天宝元年（742）《兖公之颂碑》，由曲阜县令张之宏撰文，文中赞美颜子：“彼美兖公，儒林秀栵。惠和天授，声闻风烈。道成四友，德浮十哲。”文中所道颜子的“惠和”气质，堪称之后宋儒称颂颜子“和风庆云”的前奏。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封颜子为“兖国公”。今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有大中祥符元年《群臣赞孔庙从祀先贤先儒碑》，第一位即颜回赞。赞前文曰：“赠兖公，今进封兖国公。”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封禅之后即来曲阜祭祀孔子、周公，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周公为文宪王，颜子为兖国公。赞文为王旦所作，赞曰：“贤哉子渊，惟仁是好。如愚履空，临几睹奥。用行舍藏，与圣同道。封岱丁辰，盖兹荣号。”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确立孔庙四配，颜子为四配之首。

元武宗即位当月，就有大臣提出封赠孔子新的封号。次月议定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在孔庙立碑，即《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诏碑》，次年改元至大。至大元年（1308）七月，武宗遣人到曲阜林庙致祭，表示“特加封号，大展祭仪”，祭孔的同时，也以兖国公颜子、邹国公孟子配祀。碑文称颂颜子“省私不愚，克己复礼，独冠四科之首，不违三月之仁”，因此“宜配圣庭，式严礼祀”。据至正十四年（1354）《尼山大成殿增塑四配享之碑》记载，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御史中丞赵世延提出：“南北祭礼不宜有异，当升曾、思如典故。”经元仁宗认可，方才施行。可见，南宋度宗确立的四配制度，在元朝初期并未延用。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加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今曲阜颜庙复圣殿前有至顺二年九月所立的《大元加封兖国复圣公制词碑》，碑文曰：“朕惟得孔氏之门，入圣人之域，颜子一人而已。观其不迁怒、不贰过，以成复礼之功；无伐善、无施劳，益著为仁之效。盖将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年也。”出于“缅怀哲人，留心圣学，将大新于风教”的初衷，元文宗尊崇孔子等圣哲，于是将颜子“加封兖国复圣公”。

大元加封兖国复圣公制词碑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对孔庙祀典进行改革。不仅去除孔子的“大成”“文宣王”封号，只称“至圣先师”，撤塑像为木主，并减损祀典，同时将四配去“公”爵，颜子改称为“复圣颜子”。清代以后，孔庙祀典重加隆崇。曲阜大成殿孔子、四配、十二哲塑像全部恢复。

尽管颜子没有著作传世，但其受到的尊崇、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亦是不可撼动的。也许今人会从有无著作来楷定颜子的地位，但是古人的见识与今人并不一样。今颜庙中院西侧碑亭有正德四年（1509）《御制重修颜子庙碑》，其中就有对此问题的剖析。碑文开头就说：“朕闻孔子之道与天地并，当时惟颜子、曾子得其传，其后则有子思、孟子，而颜子所得深且粹矣。”随后碑文指出，曾子、子思和孟子，“得之皆有著述以垂世立教”，而颜子“不及立言以垂世”，故“立教之功靡得而称焉”。不过，明武宗接着说：“使圣人之道果不在于言乎，则几于晦。果在于言乎，则几于浅。”这一分析充满了辩证观。如果不重视立言，那么道将晦涩难明，更不易传。但如果道只在立言，那又会把道看得太肤浅了。所以，武宗说：“然则以言为教，又不若无言之教之深且粹也。”这一看法，深契孔子儒学作为生命学问的真谛。所以，明武宗引用明英宗《大明敕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赞颂之语：“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并补充道：“又况不迁怒、贰过、克复以至卓尔之地，示万世为学之妙旨，而四代礼乐立万世为治之大法，则其功孰加焉？”所以，自古及今，颜子在孔门之“首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清代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复圣庙碑记》亦云：“学圣人者必自颜子始。”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了解孔子儒学的精髓，是不能绕开颜子的。

二、从配享到专祠

后世为了尊崇颜子，除了赠封褒奖之外，立庙以祀是另外一种重要的方式。颜子不仅配享孔庙，而且得以立专庙祭祀。正如正德四年（1509）《大明重修复圣庙落成记碑》所云：“今之为宫庙之富，以图报祀之长，非徒配享于孔庭，而又专祠于阙里之侧也故宜。”康熙四十九年（1710）《重修祖庙识言碑》也说：“复圣始祖，道明德立，为圣门高弟，所居陋巷，建立专祠，崇报千秋，甚盛典也。”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为土木建筑，往往因岁久而失修，因此颜庙也必然经过不断的修葺、重建的历程才能保存到今天。

颜庙是儒家先贤祠庙的典型，具有一种“礼制”建筑形制的样板意义，是儒家思想观念在建筑上的直接体现，是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史研究的重要范例。今天的曲阜颜庙的总体平面为五进院落，三路布局，中轴居尊，左右对称，反映出中国古代祠庙建筑的典型格局。颜庙的院落规整，南宽北窄，形状矩形，占地面积为2.3公顷，合34.5亩。颜庙现存有元、明、清各代建筑26座，基址4处，碑刻56通，以及古树500株。

颜子庙始建年代不详，据新编《陋巷志》记载汉代即有家庙。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曾东巡至鲁，幸孔子宅，祠及颜子”，只是不能确定是否单独在颜子家庙进行祭祀。东汉祢衡（173—198）撰《颜子庙碑》，赞颂颜子德行“亚圣德，蹈高踪”。可见，当时已有独立的颜子庙。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令鲁郡以时修葺坊内颜庙。唐开元（713—741）中，赠颜子为兖公，于兖州郡建庙，始有专祠。后周太祖郭威于广顺二年（952）驾幸曲阜，诏颜子四十六代孙颜涉为曲阜县主簿，敕兖州府修葺颜庙。

金明昌四年（1193）十月曾动国帑大修。此时颜庙的位置，据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记载，在古鲁城东北部，距今曲阜城约三公里的五泉庄附近。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颜庙制度，是金明昌四年修后的记载：“正殿翼然而所立卓尔，四檐崇起而如翚斯飞。其制度也简省，其规模也宏远。虽无山节藻棁之华侈，刻镂雕文之奇巧，梁栋坚固，可历年久。”从上述记载看，制度简省，建筑朴素。金末，“兵后颓废，瓦砾而已”。今颜庙归仁门下有金代衍圣公、孔子第五十一世孙孔元措所立《颜子庙碑》，立碑时间在乃马真后称制二年，即1243年。当为从金代颜庙移入今颜庙者。

蒙古初年，颜子五十二代孙颜泉发起重建，历十载而成。元大德末，旧庙毁坏。据《陋巷志》记载，延祐四年（1317）南台监察御史段杰上书请修，将颜庙迁至陋巷故址新建。建正殿五间，两庑、神门。泰定三年（1326）复买地二券于园之北，奉敕创建新庙，致和元年（1328）八月落成。

陋巷为颜子故居所在。《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陋巷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巷”，闻名遐迩。今曲阜颜庙复圣殿前月台下东侧有至正九年（1349）《敕赐先师兖国复圣公新庙碑铭》，又称《元创建颜庙碑》。《新庙碑铭》起首即云：“曲阜孔庙东北三百余步有地曰陋巷，颜子故宅在焉。”而据苏轼《颜乐亭诗》之叙云：“颜子之故居所谓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颜氏久矣。胶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于其上，命之曰颜乐。”孔宗翰为孔子四十六代孙，时当北宋熙宁（1068—1077）间。而《新庙碑铭》则云：“皇元元贞间，有司除地渫井，复颜乐亭，板以表疆理。”元贞为元成宗年号，共有三年，即1295—1297年。

陋巷牌坊

《新庙碑铭》叙述了元代重建颜庙的盛况，关于陋巷故址建庙时间，与《陋巷志》记载稍有不同。《新庙碑铭》记“以泰定三年（1326）八月鸠工”“至顺元年（1330）冬十一月望落成”，这与《陋巷志》中延祐四年（1317）的说法不同。而《陋巷志》收有天历二年（1329）五月监察御史李廷实请立庙碑疏文，疏称“已于阙里陋巷故宅重建庙宇，殿庭廊庑，轮换一新”，可见当以《陋巷志》所记为准。修庙经费，《新庙碑铭》说“以官储中统楮币四万余缗创置之，计其用不给，则又益以六千缗”。工程则由兖州长贰督修。移庙陋巷后，庙制规模有所扩大。“正庙为楹六，东西屋为楹各四，二代鲁大夫歆、三代鲁大夫俭咸具祠事。南为神门，门之前是为颜乐亭，既而以为隘，乃即亭为门，门之前为井、斋舍、神庖，具序设庙墌。南北长百余步，东西广八十余步。”碑文说“崇墉言言，古桧沃若，丹雘焕然”。这里说“古桧”，可见陋巷早经古人维护，种有圆柏，否则不应称“古”。新庙落成后，“自旧庙迁像居焉”。此正所谓“陋巷新庙，维颜故宅”“或祠之专，或侑之盛”。这里已经表明，对于颜子的崇敬，不仅使其位列孔庙四配之首，而且单独立庙，设立专祠。

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加封颜子父母封号。颜庙西路杞国公殿前有元统二年的《大元加封杞国文裕公制词碑》，其碑阴刻《加封颜子父母妻谥议》。为了祭祀颜子父母，元代在颜庙西路建杞国公殿及寝殿。此后，颜庙经过历代重修。明洪武十五年（1382）曲阜地方官吏捐俸维修；正统元年（1436）颜氏五十九代孙颜希仁奏请朝廷重修颜庙；重修竣工后，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立《大明敕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于颜庙，“代谨轶祀”以“报德暨功”。

此后，成化二十二年（1486）、弘治十五年（1502）颜氏六十一代孙颜公鋐两次奏请重修。据正德四年（1509）《御制重修颜子庙碑》云：“曲阜故有庙，其地即所谓陋巷者，岁久圮坏，过者兴嗟。弘治十五年，六十一代孙博士公鋐奏乞修治，先帝俞之，及今告成。”而据正德四年《大明重修复圣庙落成记碑》，这次重修“自正德丁卯六月经始，以底于成”。对比可知，弘治年间的这次重修，虽然得到了皇帝的许可，也许并未正式启动。所以正式的重修始于正德二年（1507），至正德四年方告竣。这次重修“为礼殿、寝宫、门庑、井亭、庖库、坊题之属，为楹又若干”“前为复圣殿，西为杞国公殿，又为颜乐亭、陋巷井亭，门堂寝庑，百须咸备”。“鼎新修建，规模宏敞，视昔有加”（《陋巷志》），从此奠定了今颜庙的基本规模。此后，万历六年（1578）山东巡抚赵贤大规模修葺颜庙，完旧益新；万历二十二年（1594）山东巡抚郑汝璧在庙前增建陋巷坊，坊今存在；万历三十年（1602）山东巡抚黄克缵拨款重修；万历三十九年（1611）直隶巡按马孟祯重建卓冠贤科坊和红门。

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山东巡抚吴达等捐修复圣殿；康熙二十年（1681），河道总督靳辅、山东巡抚施维翰率山东官员捐银维修殿堂。今曲阜颜庙立有康熙二十年《重修复圣庙碑》及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颜庙碑》详记其事。靳辅在《重修颜庙碑》中感慨：“曲阜颜子庙，按自明季修葺以来，迄今几二百稔，工巨费繁，未有能新之者。”这刺激着地方官员主动修葺颜庙。据施维翰《重修颜庙碑》，“是役也，不费公帑，不资民力，庀材鸠工，不数学而落成”，进展很快。

康熙四十九年（1710），颜氏六十七代孙颜克猷（与颜克敏、颜克敩“同胞兄弟一门三进士”，号“三颜”），与颜氏大宗子共商重修祖庙，经过一番努力，共募“资财二千有奇”。经过两年的工程，重修杞国公殿、二碑亭、门外三石坊并添建门外石栏。颜子七十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颜崇敷认为“修庙我后人分内事也”，而“距今二千余年，恢廓修葺，不知几兴作于其间。然而揆厥由来，类出皇家内帑及名公巨卿倡议捐修。至我子姓，代有通显，而克以修举为贵者，则未数数见也”。他立此《重修祖庙识言碑》的目的就是：“以示后之子姓，本支绳绳，得志仕进者，有所感发而兴起云。”

乾隆三十五年（1770）和四十一年（1776），为迎接皇帝来曲阜祭祀，先后两次大规模修颜庙。据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复圣庙碑记》，嘉庆十三年（1808），御史孔昭虔奏请朝廷重修复圣庙。嘉庆皇帝派山东巡抚吉纶前往曲阜勘察，制定预算。奏定后，“发帑银四万两有奇”，从嘉庆十五年（1810）秋动工，到十六年冬落成。据《陋巷志》记载，本次重修的是复圣庙各座殿宇门坊共十八座。“规制如前，而缔构益坚。”（《重修复圣庙碑记》）此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山东巡抚奏请拨帑修葺庙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颜氏族人募资七千缗续修颜庙。

民国时期，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殃及曲阜，颜庙遭受严重破坏。正殿打毁五十余处，三代祠轰炸殆尽，其他各殿以及围墙亦均有毁损，全庙几无完室。1934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拨省库银修缮颜庙正殿等建筑。

新中国时期，1963年公布颜庙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66—1976年“文革”期间颜庙对外关闭，1974年重修克己门和复礼门，1976年重修杞国公殿。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77年公布颜庙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于2001年公布颜庙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6月，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设计编制了《曲阜颜庙复圣殿修缮保护方案》，该方案于2007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通过并由国家文物局拨付专项资金，由专家指导实施。2008年10月完成复圣殿主体结构工程，2009年9月完成复圣殿落架大修工程，2010年8月完成颜庙全部设计修缮内容。这次维修是明正德年间扩建以来最大规模的修复工程。

颜庙复圣殿

三、士大夫之“尊颜”

颜子作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受到孔子无以复加的赞美，因此后世对颜子也极其崇敬。孟子说颜子于孔子可谓“具体而微”，朱子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最后一卷为《圣贤》，其中对孔子、颜子、孟子作了比较：“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颜子之“气质”与“境界”显然仅次于孔子而高于孟子。宋代以后，颜子作为孔庙四配之一，列为儒家道统之中。因此，尽管他没有著述，依然得到士大夫们的青睐和景仰。今颜庙保存有不少士大夫谒颜庙留下的诗文，其中以明代为多。我们从中或可见到后世士大夫尊颜之盛况。

试举数例。颜庙中院东碑亭南墙镶有刻石，为明人陈沂《谒颜子庙》：“好学称颜子，贤哉百世师。不堪居巷日，那惜请车时。恸哭身应丧，行藏道在兹。子孙同报典，天地是终期。”肯定颜子“道在兹”，这是极高的评价。北墙东镶有嘉靖十五年（1536）蔡经的《恭谒颜庙》诗：“陋巷名犹古，危祠构翼然。潜心由博约，见道到高坚。学已优希圣，天何惜假年。只今寻乐处，千载若生前。”肯定颜子“优入圣域”。西碑亭东墙有乔宇的《谒颜子庙》诗刻石：“夫子阐人极，群儒领圣传。论年伤太早，闻道许谁先。礼乐为邦问，箪瓢陋巷贤。章逢惭后进，不敢忘蹄筌。”称道颜子“先闻道”。与此并列的有沈应乾《谒颜庙》刻石，其中有句“一瓢滋味谁堪共，四勿功夫久绝尘”，强调了颜子的修为工夫。

颜庙克己门下立有嘉靖二十六年（1547）杨时秀的《谒颜庙》诗刻石：“天因吾道生夫子，复为斯人生大贤。终日有言皆圣蕴，为仁一问发心传。春风犹自箪瓢外，古井还存庙貌前。瞻拜徘徊想和粹，令人尘俗尽消然。”可见，颜子之生命，能够感染后人之生命，后人能够感通颜子于千载之上。其以颜子得孔子之“心传”，不是孤见。东碑亭东侧有嘉靖二十六年吕怀《谒复圣公庙古诗一首》亦称“克复事斯语，万古开心传”。可见，士大夫将颜子视为孔子之“心传”的共识。因此，历代士大夫都将学颜子视为学孔子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诚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时任山东巡抚王在晋《祭颜碑》所谓“我所愿学，学孔希颜”。

孙承恩《集古像赞》之颜子像

也正是基于对颜子的高度认可，有人甚至提出，颜子不应该仅在曲阜专祠，而应该通祀于全国，这样才能与颜子的地位相符。康熙年间的山东布政使司督粮监徐弘业在撰写康熙二十年（1681）《重修复圣庙碑》时，就非常激动地谈了一番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吾颜子者宜为斯道世世宗”，应该“广其祠”，主张“颜子之祠不宜止于其乡，而自京畿达诸郡国，皆可特祀之”“以明所以宗之不忘之意”。当然，他同时指出，颜子“庙制亚于孔子”。但是，他担心没有人会同意这一观点而“怀是志而未一为人言焉”，而且这种大事“又非余所得为也”，只能深埋于心中。他感慨于当时佛道寺庙宫观的“淫祠之祀”盛行，士大夫与农工商贾都趋之若鹜，捐资唯恐落人后，而“至于古先圣贤扶世兴教，道为儒宗若颜子者，欲郡为一祠，以志不忘其盛事也，甚正义也，而反不可耶？”尽管这一主张未能得到认可和施行，今天所能见到的颜庙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为元代所建于曲阜陋巷旧址的复圣庙，一为元代所建于宁阳的颜子庙，但是这一番言论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反省。即便在今天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势下，知道尊孔子、孟子者，自然众多，而能如古人那样景仰颜子者，又有多少呢？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颜子便是这样的人物。我想，如果有一天，懂得颜子价值、景仰颜子者如同孔孟之众的时候，儒家文化才算真的为人所理解。

（作者：马宏岩，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丁胜涛，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