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甚于以往。孔子有幸生于“周礼尽在”的鲁地，长期濡染于浓厚的礼乐氛围中，用人生大部分时间学习、传承、革新和弘扬周礼。他少时儿戏模拟诸礼，长而以明礼见闻于世，壮而以礼授学求仕，老而坚守礼义正道，至死方休。礼是先王治身、治心、治家、治国、治天下之道的集中体现。儒家讲“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中蕴含古礼分辨亲亲之仁、尊卑之等、长幼之序、男女之别的大义。孔子提倡饮食守礼，身体力行，弘扬礼义。相关事迹多见于战国秦汉时期士人所撰典籍中。他们通过不同的书写和诠释，展现孔子饮食守礼明道的形象，表达褒贬，托古言志，所含寓意，耐人寻味。如《尸子》记载孔子不饮盗泉之事，《墨子》讥刺孔子苟于生义、流于虚伪的饮食观，《荀子》标举孔子饮食志于道，《公孙尼子》介绍孔子“饮食不馈，饮酒不勤”的养生之诀，《吕氏春秋》讲述孔子坚持尝食昌蒲之菹的坚忍精神、“食洁而后馈”的敬宗尊祖之道等，《论语·乡党》中将孔子塑造为在祭祀、独处、事君、居丧等方面饮食守礼的长者。本文所要探析的“以黍雪桃”的故事，则是一个后人书写、展现孔子饮食守礼形象的典型例子。

《孔子圣迹图·为儿戏图》

一、“以黍雪桃”故事书写探析

“以黍雪桃”故事见载于《孔子家语·子路初见》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以下分别简称《孔子家语》《韩非子》）。《孔子家语》曰：

孔子侍坐于哀公，赐之桃与黍焉。哀公曰：“请食！”孔子先食黍而后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为食之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上盛。果属有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丘闻之，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之下者，是从上雪下。臣以为妨于教，害于义，故不敢。”公曰：“善哉！”

《韩非子》曰：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按：《艺文类聚》卷八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在正式探讨故事细节之前，我们先对两个版本的记载作一初步比较，考查其编撰与书写的异同。从以上记载可见，两文所用篇幅相近，内容大同小异。二者相同处是：皆讲孔子通过先食黍后食桃，纠正时人世俗的错误食法，宣扬君子当守贵贱有别之礼的道理，即所谓“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二者差异处有：

第一，开头繁简不一。《孔子家语》开头记载比较简化，《韩非子》则略显复杂，但表意规范，更为明朗。第二，君臣称呼不同。对于鲁哀公的称呼，《孔子家语》前两处用“哀公”，后两处用“公”；《韩非子》则前一处用“鲁哀公”，后三处用“哀公”。对孔子的称呼，《孔子家语》三处一直用“孔子”，《韩非子》第一处用“孔子”，余则称“仲尼”，敬意转深。在孔子的回答中，《孔子家语》前两处用“丘”，末尾用“臣”；《韩非子》则一直用“丘”。第三，对话情节有别。《孔子家语》载孔子言更为详尽，如黍祭用场包括郊礼、宗庙，认为以贵黍雪贱桃，“妨于教，害于义”；《韩非子》在这两处则较为简约，只言“祭先王”而无郊祀，只言“妨义”而无他，似有缩写的痕迹，且其所载哀公言，口气更接近当场发言情形。《孔子家语》用“丘闻之”，《韩非子》用“丘之闻也”，从语意流畅而论，前者更合理畅通，后者略显凝滞啰嗦。第四，结尾略有区别。《孔子家语》所记君臣交流，有始有终，以哀公曰善结束；《韩非子》则以孔子长篇对答结尾，缺乏哀公反馈。编者作如此处理，各有自己的考虑。有学者认为二者文字极尽，略有不同，经过分析比较后，怀疑《孔子家语》此章袭用《韩非子》而有所增改。（参见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但结合《礼记》等文献所载孔子与哀公的对答而观，《孔子家语》的记载形式更为常见，内容更具实录性，故事成型略早于《韩非子》。《韩非子》所载作了适当缩减和改编，似有意凸显孔子所言主张及背后含义，而忽略无足轻重的哀公认可。《孔子家语》和盘托出，似有通过记载哀公的认同来证明孔子所言不谬之意，且最大程度还原了故事的实际情形。客观而论，二书所载都有合理的事实内核，基本可信。如研究者所见，孔子年长而有重望，侍坐于哀公而赐之桃，情当有之。孔子重贵贱之分，贵黍贱桃，理所当然。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书影

以《孔子家语》所载而论，孔子“以黍雪桃”故事的原委为：鲁哀公宴请孔子，饭后，以青桃来招待。孔子先吃黍，后食桃，周围侍从偷偷发笑。哀公见状提醒：“黍是用来清洗桃皮绒毛的，不是吃的。”孔子回答：“我知道此事。但在民生日用的五谷杂粮中，黍排在最前列，用来祭祀天地祖先。在六种瓜果中，桃排在较后之列，不能出现在祭祀场合。我听说君子用低贱之物来清洗高贵之物，没听说用贵物来清洗贱物。现在人们反而用黍清洗桃毛，犯了从上雪下的错误。这有碍国家推行道德教化，不利于弘扬贵贱有序、尊卑有别的礼制大义，所以不敢随从时俗而行无礼之事。”哀公称：“说得好啊！”

今人整理《四书大全校注》，附明儒薛应旂编撰的《四书人物考·哀公》，大致梳理了此事经过，言哀公“以币如卫迎孔子。孔子自卫归鲁，侍坐于公，公设桃具黍，孔子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失笑。……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公卒不能用孔子”［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下）》］。其将孔子为国君所不用，归咎于“以黍雪桃”事件，大致不错，但略显片面。因为据汉代史家司马迁所著《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回鲁后，哀公、季康子纷纷请教问政，孔子或答“政在选臣”，或答“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季康子患盗，孔子竟直接答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些回答让受制于权臣、没有贤良可用的国君心情复杂，更让不直道而行、私欲妄念时作的权臣心中不安，他们自然不会满意。司马迁随后言“然鲁终不能用孔子”，言外之意，他认为君臣或同僚之间进行过关于政事的交流，政见不同，导致孔子不能被用，无法实施其治国之道。1500多年之后，薛应旂编撰鲁哀公要事，将“公卒不能用孔子”系于“以黍雪桃”故事之后，认为孔子不为所用，与其论黍桃贵贱的故事有很大关系。在这位明儒看来，孔子守礼，近乎苛细，令国君等人敬而远之，故不用其说，因此他作如此改编。

孔子归鲁后，应该有不少君臣、同僚之间的交流，包括上述汉代和明代学者从《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中摘录的对话和事迹。而且这些交流应该比较集中地发生于他归鲁初期。哀公和季康子对这位具有丰富阅历、广阔视野的长者抱有很大的期望，故频频问政。在一些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我们常见哀公或季康子“问政”类故事，都是向孔子咨询治国之策，学界已有相关专著，如秦飞所著《“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而清华简《良臣》还将季康子、孔子列为哀公执政的两位头号重臣［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亦可为证。从这些文献记载可知，晚年孔子曾被奉为国老，以备资政，其政治见解也不时被纳入当政者视野中，加以讨论。

《“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书影

他们对孔子渐渐熟悉并寄予厚望。但孔子未必配合他们曲学阿世，而是以道义为标准，为年轻的鲁国君臣讲治国任贤、饮食守礼的道理。之后，彼此可能还经历互相失望、降低期望、不断妥协、交流渐少的转变。正因如此，孔子的政治理想、治国策略无法被付诸实践。考诸史，春秋末年，在鲁国等中原各诸侯国中，政治上君强臣弱、任人唯亲常态化，各种非礼无礼现象屡见不鲜，孔子主张任人唯贤、克己复礼、为政以德，显得不合时宜。正因此，孔子受到国君与权臣一时的热情招待和不时的诚恳咨政，但主张终遭冷遇、其人不为所用的结局，实势所必然，非人力可变。

二、“以黍雪桃”故事细节探析

对于“以黍雪桃”故事的书写记载，我们还需注意以下几个细节。

其一，发生时间。根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春）师及齐师战于郊。……冬，卫大叔疾出奔宋。……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史记·孔子世家》载，“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解释“其明年”为“哀公十一年也”，梁玉绳认为“其明年”三字误，当作“后四年”。由此可知，孔子大约在哀公十一年冬归鲁，受到国君召见，入朝时，君臣之间发生此事。不过，因其涉及吃有绒毛之桃，如实有其事，应当发生在此类毛桃成熟的夏秋之季。上述薛应旂编《四书人物考·哀公》载，“十二年春，用田赋，公以币如卫迎孔子。孔子自卫归鲁，侍坐于公，公设桃具黍”［《四书大全校注（下）》］，将此事系于哀公十二年春，明显有误。

其二，所食何桃？春秋时人，至少食用两种“桃”：一为表面相对干净、光滑的樱桃；一为有毛待清洗的青桃。前者，据《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郑注此“含桃”为樱桃。后者，据《礼记·内则》“桃曰胆之”注曰“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胆”，可知其为青桃。此外，五谷、六果具体所指，一般认为，五谷多指黍、稷、稻、麦、菽，六果指桃、李、杏、栗、枣、瓜。另，对于此处记载的雪桃（即清洗青桃），一般认为用黍粒擦拭，去掉表面绒毛。但当代某些学者有感于现实生活清洗桃子的过程，认为春秋时期贵族社会“以黍雪桃”绝不可能仅仅是用黍擦拭桃子，推测先秦贵族应该是把黍放在水里浸泡，用浸泡过的黍擦拭桃毛，不会导致桃毛纷飞，还可用浸泡过黍的水清洗桃子上面的污垢（参见谭生力、相引梅：《〈韩非子〉孔子“以黍雪桃”新解》，《中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聊备一说。

其三，故事真伪。有学者认为“此逸闻轶事，未见于经典，恐值得怀疑”（吴厚炎：《〈诗经〉草木汇考》）。有人从儒法之争的角度探讨，认为先秦百家争鸣，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而儒、法之争又十分激烈，韩非子编了这个故事来攻击儒家的迂腐，怀疑其真实性。（参见薛理勇：《谈瓜论果》）还有人认为孔子侍坐，不在弟子视线范围内，孔子啖桃饭黍的种种细节非史笔所及，应该是“出自说者之口”（廖群：《先秦说体文本研究》）。不过，就此断定此故事系后人杜撰，过犹不及，殊不可信。因为从早期文献源流、传播常态来看，“古书传流多赖师传，有时仅由口传，没有书于竹帛，因而弟子常据所见加以修改，不能斥为作伪”（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载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若然，《孔子家语》《韩非子》两书中记同一事，应该有诸如“孔子之语”类共同史料来源，事实内核早已有之，基本可信。

后人对孔子“以黍雪桃”故事作过各种评价，阐发其内在含义。这些评价既有同情、解释者，也有嘲讽、批判者，还有借用宣扬自己观点者。一是同情辩解者。如王充认为孔子先食黍后食桃“可谓得食序矣”（《论衡·自纪》）；刘昼则认为孔子先饭黍，受到侍者窃笑，是“圣贤之举措，非有谬也，而不免于嗤诮”（《刘子·正赏》），回护意切。有学者认为孔子批评以黍雪桃，“实际上是针对当时贵族社会铺张浪费现象的一种抵制”（谭生力、相引梅：《〈韩非子〉孔子“以黍雪桃”新解》），略显牵强。二是嘲讽批判者。如有人将孔子的解释视作一种尴尬的掩饰，难免肤浅；有人评价孔子、哀公所为，认为孔子“必强借贵贱上下之义，以自饰其陋，而公然面谀”，而“哀公亦勉强称善，不欲穷人”（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载张宝明主编《新青年·政治卷》），流于忖度；也有人认为孔子把清洗桃子的黍吃掉，“是为了惊世骇俗，故意引起人们的注意，借机宣扬他那套‘上下有序’的等级观念”［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先秦卷）》］，略显凿深。三是借人扬己者。如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认为“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肯定孔子守礼之行，并为自己疾虚妄、正流俗寻找根据，此巧借之论。综观前人所见，见仁见智，不无启示。下文试从孔子守礼、明礼形象的书写角度，对“以黍雪桃”故事背后用意与原因略作再探。

三、孔子守礼明礼形象的书写

首先，此故事集中展现了孔子恪守礼义、处处用礼的形象。“以黍雪桃”故事内容重点之一就是反映了孔子把礼义思想运用到饮食中，类似于《论语·乡党》所载其在饮食中遵循的某些礼仪，如“齐必变食”（斋戒时一定改变平时饮食），“割不正，不食”（不按常规切成方正的肉，不吃），“唯酒无量，不及乱”（只有酒不限量，但不可至大醉），“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虽是普通淡饭菜汤，也必须饭前向先祖献祭，像斋戒那样虔诚），“食不语”（吃饭时不能乱说话），等等。如研究者所见，此故事表明“孔子重礼义，注意上下尊卑贵贱贫富之别，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语默待人接物，也要贯彻实行这一准则”（张宗舜、李景明：《孔子大传》）。从这个故事中可见，鲁哀公本意是请孔子吃用黍擦拭过的桃，其身边人因不解孔子先吃黍而后吃桃之义而笑，是无知笑有知，是小人笑君子，有学者据此认为编者“是以鲁哀公及其左右的庸俗、无礼、不义来衬托孔子的高雅、尊礼和行义”（丁玉柱、牛玉芬：《〈世说新语〉的国学密码解析》）。细绎故事所言，此说有些凿之太深。还有一种可能是：此礼不是别人不知，而是知而不行，有意忽略旧礼规定，逾越旧制。或者说，上层某些旧贵族还在恪守旧礼，讲饮食中贵贱不逾等，不能浪费宝贵的食物以作擦拭果品之用；而其他贵族则不以为然，打破旧制，无视浪费现象。而这种僭越旧礼常例、以贱犯贵、以卑逾贵的心态与现象，在春秋末年礼乐崩坏的政治上层屡见不鲜，不独饮食场合。从其他记载中，我们看到礼乐规制越级、古礼废弃的现象，如“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八佾舞于庭”“欲去告朔之饩羊”，等等，多数危及当时君臣关系和政治的稳定。正因如此，孔子才在初见国君的场合中，大讲礼食黍桃的秩序、分辨尊卑贵贱，真正的用意和针砭的对象不仅限于此时此地的饮食，而是用微言大义的方式影射更多的类似现象，提醒君主注意以礼规约朝纲、举用明礼贤臣、改良政治生态，改变鲁国君主卑弱而权臣贵强的局面。

民国彩印版《圣迹图》之“克己复礼”

其次，此故事集中反映了孔子知礼明礼、知行合一的形象。晚年孔子经过多年游历、教学体会，对礼义的认知、理解和体行更加深切著明。在这则故事中，黍与桃的类别和功用大相径庭，谁贵谁贱，孰先孰后，时人特别是上层士人权贵应该很清楚。从民以食为天和国之大事首举祀（即民生和政治）的角度出发，孔子坚信黍贵于桃，非常正确。但问题是为什么上层人士知而不行，混淆贵贱呢？就像孔子当年反对简化告朔旧礼、撤去献羊一样，不是时人不知，而是他们想改变旧礼，追求简洁，但这就使得告朔礼流于形式，失去了礼义尚敬求宜的精神实质。孔子主张礼应在损益中更新、优化，但反对不讲原则地简单增减。众所周知，古时黍作为五谷之首，地位尊崇，是上古三代国家举行各种祭祀时的头等贡品。鲁哀公等人用黍拭桃，罔顾黍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及独特象征，自有其客观原因。如从农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作物功用变化的角度探讨，春秋末年，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为了增加国力、称霸或自保，发动民众积极垦荒，开始应用铁器，推行新的田地和赋税制，使各种农作物的产量得到大幅提升，黍在其本身和其他作物增加的背景下，其价值与作用相应降低。同时林木在垦荒中有所减少，可能出现黍多趋贱而桃少变贵的情形。如研究者所见，当时“黍作为粮食作物的功能退居其次了”（左鹏：《楚国历史地理研究》），时人多重桃轻黍，是“春秋时期林木日益减少，而粮食逐渐增多的结果”（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但在恪守旧礼的孔子看来，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弃黍之正经用途而作他用，就是贵贱颠倒，不尊礼义，甚至是暴殄天物。所以，即使孔子认为难以改变他人关于古代饮食贵贱有等之礼混淆与忽略的情形，周围的人知而不行古礼，或不知古礼而行，他也要在自己内心和实际行动中坚守旧礼，不为所动。即使在别人看来，这些言行或许显得有些迂腐，不合时宜。

在故事中，孔子讲了一番黍桃贵贱的道理，绝不是对自己“无知”的辩解，而是对自己好礼守礼、弘扬礼义之道的剖白和宣言。他驳斥以黍雪桃，其实是他看不得众人嘴上说着仁义，做的却是违反礼制的事情，这不符合他的“知”；拒绝以黍雪桃，是因为孔子心里还守着礼，他笃信礼义重要性的“知”引导着身体做出先黍后桃的“行”。孔子从认知里真实地尊崇礼义，故而无时无刻不注意上下尊卑贵贱贫富之别，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语默待人接物，也贯彻“知行合一”这一准则。或许，孔子的伟大之处不只在于对政治、思想、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在于做到了真正的知行合一。

再次，两个故事文本书写孔子守礼形象的用意不同。《孔子家语》比较简单，就是后人记载先祖侍坐国君、为君讲礼经道的嘉言懿行，致力于塑造贤能如孔子者恪守遵行礼义、弘扬君子之道的形象。较之《孔子家语》，《韩非子》突出孔子守礼形象的用意更复杂些。虽然《韩非子》全书不少篇章论及儒家和孔子，多持贬斥态度，但在这则故事中，肯定褒扬的成分居多。如同前面王充评价孔子食有序一样，此处也隐含韩子借孔子之口表达己见之意。有学者认为韩非子借用故事中孔子之口，讲他的法家治国思想，强调明君贤臣言行不可妨义，违背尊卑贵贱之法，有一定道理。也有学者认为韩子引孔子先饭黍而后食桃事，是为了“极端地提高君权”（王世琯：《韩非子研究》），致力于“将孔子塑造为一位谙熟尊卑贵贱、礼法等级的法理学圣人”（钟书林：《对话圣贤与经典——孔子成圣之路与先秦诸子经典的形成》，《文史哲》2016年第2期），其说大致不谬。从战国末期儒法相争中相融、互相学习、走向合流的大势来看，孔子言“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对于韩非提出“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等此类法家思想有很大的启发或佐证作用。虽然韩非子等法家非常猛烈地批判儒家所倡仁义礼乐、孝悌廉耻等以道德治世的主张，但对孔子思想有贬有褒，并采用了儒家的某些主张。韩非子师从荀子，更便利其汲取儒学中的思想精华。在这个故事中，他肯定孔子的君子贵贱观，认为礼法是维护君臣尊卑秩序的重要途径，对于安定社会也有重要的作用。廖群认为孔子从“民以食为天”和祭祀的角度，找到黍的尊贵之处，将他人用黍擦桃视作贵贱颠倒，从中可见儒家法家在强调等级分明上有共同之处，诚为卓见。（参见廖群：《韩非子趣读》）

韩非子塑像

最后，故事书写孔子守礼形象，暗含温和批评旧礼崩坏之意。在春秋末期，年近古稀的孔子进入人生倒计时，去日苦多，来日无几。他曾经被国君权臣奉为国老与座上宾，咨询治国之道。但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含蓄地针砭当时政治昏暗、礼乐崩坏的现状，就像当年他哀叹“觚不觚，觚哉！觚哉！”一样。不管是回答举贤、任直、不欲，还是大讲先黍后桃之礼，都有直接或委婉批评时政之意。就后者而言，孔子用一种微言大义、曲全枉直的隐讳方式，批评时人忽略熟黍祭祖正用而偏重雪桃之用、混淆贵贱上下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则故事是孔子借题发挥，讲君子食物贵贱观，“是鉴于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而故意为之”（廖群：《韩非子趣读》），洵为的论。从语言艺术角度考察，孔子进行了温和的答复，善意提醒君主，“缓缓地讲述了自己知道这样做而不这样做的缘由，令大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并能从这个顿悟中更多地认识到些什么”（周广全、周渭卿：《孔子的语言艺术》），体现了某种有趣的语言艺术，也有一定道理。而孔子这种劝谏方式含蓄隐讳，究其因，当与他深谙和实践“温柔敦厚”“恭俭庄敬”的诗礼之教密切关联。

结语

不管后人如何评说、解析，“以黍雪桃”的故事展示了孔子名言“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和其恪守礼义的思想及形象，虽对鲁国政治的影响甚微，但对后世宴饮礼仪整饬、文学果物雅称、医药典籍书写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隋书·隐逸列传》记载李士谦设置盛宴，招待族人，先设黍饭，引用“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之说，教育众人饮食以礼，在场人大受感动，“少长肃然，不敢弛惰”，纷纷对视而言：“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又如桃子被后人称为“黍雪”，即先用黍擦洗掉表皮绒毛的水果，王安石《移桃花示俞秀老》诗言“攀条弄芳畏晼晚，已见黍雪盘中毛”，就是一例。再如，某些医书典籍介绍黍米，“味甘温，主益气补中，多热令人烦……新尝荐庙，春酿盈樽”，最后附语“设桃雪贱，谷长宜尊”［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第一册）］。这些影响进一步发扬了孔子守礼义、明贵贱、讲次序的思想，强化了故事中所展现的孔子好礼形象。生不能用，死后流芳，如果孔子地下有知，或许略感欣慰，也会含笑九泉？

作者简介：

巩宝平，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先秦秦汉史、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若干，出版《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睦邻之道》《儒家元典导读》等。

季静斐，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