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年5月–2004年4月24日），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

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重视道德价值的观点。这种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更是非常深刻的。孔子宣称“君子义以为上”，认为道德是最有价值的。所谓“义”即道德原则，义的内容即是仁。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在《论语》中，仁和义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仁”即安于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为有利而行之。仁者实行仁德，不是以仁为有利，而是认为仁德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

何谓仁？仁即是“爱人”，亦即“泛爱众”，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爱人”的具体意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何谓立？立即能独立生存而不依靠别人。何谓达？达即上讲，提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自己要求成立，也帮助别人成立；自己要求提高，也帮助别人提高。这是仁的主要含义。

所谓“立”就是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亦即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肯定人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为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最高表现。

人人具有“不可夺”的独立意志。孔子认为，做一个人，应该“志于道”。如能“志于道”，就可以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于道的人，虽然生活艰苦，但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高尚的乐趣。孔子以为，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德理想比个人生命更为重要。

这里包含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关系的问题。孔子承认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之然后才能教之，就是说，须先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先后次序来说，富之先于教之。但孔子又认为，从重要性来讲，道德却又重于衣食。《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有两种顺序，从先后来讲，“足食”居先；从重要性来讲，“民信”最重。“民信之矣”，即政府对人民有信，人民也信任政府，这是立国的根本条件。孔子的这些观点，含有非常深湛的思想，表现了辩证思维的光辉。后来王充对孔子“去食存信”之说提出批评，那是不理解孔子的深意所在。总之，孔子承认精神生活需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而又肯定精神生活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

孔子所谓“仁”，是“泛爱众”的人类之爱，又是由近及远的差等之爱。仁是等级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则，含有一定的阶级性。会仁并不要求消除阶级差别，而且肯定等级差别。虽然如此，仁具有反对苛政暴政的意义，要求让人民安居乐业，在历史上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

孔子这种重视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这至少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第二，在历代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中存在着一个重视气节、刚正不屈的传统。这两者都是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形成的。西方中世纪以来，宗教占统治地位，西方的社会道德是和宗教密切结合的。在中国的南北朝隋唐时代，虽然对于天神的信仰以及佛教、道教杂然并存，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却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儒学亦称为儒教，但是儒教之教绝非宗教之义。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就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经过孔门的宣传，这形成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在这个优良传统的影响之下，在士大夫和劳动人民之中，又形成了一个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敢于和不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决不屈服于祸国殃民的恶劣势力，坚持抵抗外来的侵略，排斥一切奴颜婢膝的可耻行为。劳动人民的道德与统治阶级的道德有所区别，但是开明的士大夫和劳动人民都反对祸国殃民的行为，都反对外来的侵略，两者也有一致之处。这种崇高气节的传统也是在孔子思想影响之下萌发完成的。

章太炎说：“仲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矣。”这是认为孔子开创了重视历史的传统。自周初以来，设立了记言、记事的史官，历代因之，所以中国的史书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最为丰富。这确实和孔子“删诗书，修春秋”有一定关系。重视历史经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总之，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