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是由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而奠定儒学的基础，《论语》是研究孔子的最可信的材料，这是得到许多人所共许的。但现代谈中国哲学史的人，几乎没有人能从正面谈孔子的哲学，更没有人能从《论语》谈孔子的哲学。虽然这些先生们，不像方东美先生样，公开贬斥《论语》，但心里并瞧不起《论语》。认为里面形而上的意味太少，不够“哲学”。要谈古代儒家哲学，只好从战国中期前后成立的《易传》下手；因为《易传》中有的地方开始以阴阳谈天道，并且提出了“形而上之谓道”的道，这个道才勉强有哲学的意味。但不仅《论语》中没有阴阳的名词，并且也不能由《论语》中推演出以“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讲孔子仁义之道的脉络。《易传》中大概引有三十条左右的“子曰”，除了一条在疑似之间外，都不曾沾上阴阳观念，并且都是以道德判断行为，以行为解释吉凶祸福。这分明是把由神秘与经验两相结合而成的《易》，特将经验的一面彰显出来，示人类行为以准则，这是由宗教落实到人文的显例。所以从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起（汉儒盛宏以阴阳言天道，但都是来自阴阳家与儒家的结合，而不是出于《易传》。以《易传》中的阴阳言天道，实始于宋儒。——原注）到熊师十力的《新唯识论》止，凡是以阴阳的间架所讲的一套形而上学，有学术史的意义，但与孔子思想的性格是无关的。有的也从《中庸》讲儒家哲学，因为上篇（《中庸》应分为上下两篇，具见于拙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103－109页。——原注）有“天命之谓性”的“天命”，下篇有“诚者天之道也”的“天道”，可以说是有哲学意味可讲的。但《中庸》的思想脉络，是由上向下落的脉络，是由“天命之谓性”落在“修道之谓教”的上面，所以上篇是在“忠恕”、在“庸言”“庸行”上立足，而不是天命上立足。下篇是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上立足，是在“人一能之己百之……”上立足；而不是在“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立足。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宗教开始，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但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地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

讲中国哲学的先生们，除了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乃至仇视中国文化，有如杨荣国之流，以打胡说为哲学者外，即使非常爱护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用功很勤，所得很精的哲学家，有如熊十力，以及唐君毅先生，却是反其道而行，要从具体生命、行为、层层向上推，推到形而上的天命天道处立足，以为不如此，便立足不稳。没有想到，形而上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有如走马灯，在思想中，从来没有稳过。熊、唐两先生对中国文化都有贡献，尤其是唐先生有的地方更为深切。但他们因为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了，对孔子毕竟隔了一层，所以熊先生很少谈到《论语》，唐先生晚年似乎有回转，在独立以后的新亚研究所开《礼记》《论语》的课；但对《论语》的课，是由他一位学生代授。这都是受了希腊系统哲学的影响。我认为孔子表现在《论语》中的思想性格，合不合希腊系统哲学的格套，完全是不相干的。孔子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因其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增加，也不因其不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减少。今日中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扣紧《论语》，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现代语言把它讲出来，以显现孔子的本来面目，不让许多浮浅不学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套进《论语》中去，抱着《论语》来糟蹋《论语》。孔子的本来面貌显出来了，时代对他作何评价，只有一委之于人类自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