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儒学”是指在中国西部地域生长、传承、演变，并与四方乃至中原儒学互动发展而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儒学。西部儒学作为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呈现出与其他地方儒学不同的特征。西部在某种程度上为儒家创立奠立了基础，西部儒学在其传承、发展、演变过程中，结合西部地域文化、民族历史，又形成独特的继承性、包容性、普适性、民族性、开放性和外传性，是中国儒学史之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部对儒家形成的奠基性贡献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并非空穴来风、主观臆造。孔子自云“述而不作”，孟子赞其“集大成者”，可见儒家学派是孔子集历史文化、八方智慧之大成而后创立的。孔子之前是否有“儒”，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以“广、中、狭”三义释儒，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所谓“达名”之“儒”，就是“术士也”，即具有知识技能的人。所谓“类名”之“儒”，就是知六艺的人。所谓“私名”之“儒”，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人。他认为，“儒”的概念就像“道”一样，古今含义是有差异的：“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儒”在上古本指一切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孔子之后就专指信守《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及熟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徒了。“道”在上古是指一切拥有“德行道艺”的人，后来也专指信守“道德”“无为”理念的老聃之徒了。结论是孔子之前已经有“儒”存在。
胡适《说儒》不同意章太炎的意见，他主张“儒者出于神职”，而反对“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说法，认为“诸子不出王官”，“儒”乃是殷商遗民，是武王革命后遗留下来从事“殷民礼教”的“沦为奴虏，散在民间”的一群人，类似犹太人的祭司、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结论也是“儒”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可惜他的持论多属推理或断章取义，因此引起郭沫若、冯友兰等一批名家的批驳。
郭沫若《驳〈说儒〉》认为胡适之说不可信，是公式主义，是模仿西方宗教形成的道路来推断中国儒家的历史。冯友兰《原儒墨》认为：“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以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识生活。”是又变相回到“王官”一路上来了。
尽管郭、冯都反对胡适的学说，但是大家都同意在孔子之前已经有“儒”者存在，只是对这些“先儒”的身份来源认识各有不同而已。后来徐中舒撰《甲骨文中所见的儒》，通过考察甲骨文中“需”“区需”等字，与《周易》里的《需卦》相配，提出“需”字即“儒”，“区儒”即“大儒”，使得“孔前有儒”说得到“证实”。
考察以上诸说，证以儒家经典文献，应该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周礼·天官·冢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又《地官·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可见在儒家经典《周礼》中已经有“儒”有“师”。只是这种“儒”或“师儒”是一种设官分职，也就是“王官”，早在殷商就已存在了。只是彼时的“儒”，仅限于官职，甚至世守，没有完整的经典和系统的理论，更没有庞大的群体和统一的操守，还算不得真正的“儒家”学派。金景芳《孔子思想述略》说：“孔子以前没有儒家。儒家当然必须‘以六艺为法’。但是光是‘以六艺为法’还不够，还必须有立场，有观点，有徒众，在政治思想斗争中形成一个独立的派别。所以，自儒家而言，则是自孔子始，孔子以前没有儒家。”“经典”“理论”和“徒众”便成为衡量“儒家”是否形成的基本标准。
章太炎《国故论衡》于1910年初在日本出版。在之前的1907年，谢无量与周紫庭等人在上海恢复“蜀学会”，谢无量在《蜀学会叙》中曾提出“原始儒学；禹创”的说法。因为《孟子》佚文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禹自是生于巴蜀西北羌区的先贤。谢无量说：“其（儒家）最古经典，蜀人所传”：一个是以《连山》为代表的《易经》系统，一个是以《洪范》为代表的“王制”系统。“儒家尊六艺曰经，经莫大于《易》”，《易经》是“自伏羲而降，群圣相授”逐渐形成的。他采纳郑玄等说并据《隋志》著录之《神农重卦经》，认为“伏羲画卦，神农重卦之象”。神农后有《连山》《归藏》《周易》，是谓“三易”。其中“《连山》，禹制之”，第一部《易经》便由禹创作出来了。《连山》在汉代藏于兰台，当时大思想家桓谭还亲见《连山》，说有数万言，“当是禹所为”。其原书久佚，后世所传隋刘炫伪本，今天亦不传。只有扬雄《太玄》，张行成说他是拟《连山》者。《归藏》今天也湮没无闻了，不过宋初犹存，但是没有通之者，独后周卫元嵩（什邡人）作《元包》，明其学。可见《易经》既由“兴于西羌”的大禹所创，也由西蜀易家扬雄、卫元嵩等人所传，而且影响了《周易》，成为易学的源头。
谢无量又说：“儒家者流，明尊卑贵贱之等，叙仁义礼智之德，察于吉凶祸福之乡，称天以为治，其原盖出于禹。”为何这样说呢？谢无量说这些都体现在《洪范》中：“《易》广大而不可测，深切著明，莫如《洪范》。”谢无量援引箕子说：“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说明《洪范》是自大禹时就传下来的。《易经》讲哲学，“广大而不可测”；《洪范》讲治道，“深切著明”。形上形下、务虚务实的经典都已具备。谢无量还特别指出：“《洪范》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刘歆以为即洛书本文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因河图画卦，禹受洛书乃制《洪范》。”将伏羲得《河图》制八卦与大禹利用洛书制《洪范》相提并论。《易》是哲学论、方法论，《洪范》是行政学、政治学。谢无量说：“《洪范》于人事详已，儒者所法，故禹纯然儒学之祖。……《洪范》于儒家众说，范围而不过，实自禹起。”可见大禹为儒家诞生准备了哲学经典《易经》和政治学经典《洪范》。于是他再次强调：“儒之学蜀人所创。”
加之大禹开始“父传子，家天下”的小康之世，中国国家制度也奠基于此，儒家称道的礼乐制度都始于禹：“王制至禹始备，儒者称先王，大抵自禹以下。”《礼记·礼运》就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明确将家庭私有制、王位世袭制，以及城防建设、礼义制度、田野划分、尊贤崇勇、谋略军事等肇始之功皆归结于禹。《礼记·礼运》还说：“此六君子者（从禹到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义、信、仁、让等代表“小康”时代的品德，也都是从大禹开其端的。《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也将孝道伦理、礼乐文明、水利重农等归功于大禹。可见，大禹为儒家准备了经典、理论和制度。谢无量指出：“盛若仲尼，而曰‘禹，吾无间然矣’。”说明孔子对大禹之功是高度认可的。
沿着谢无量这一思路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孔子之创立儒家，正是利用了尧舜时司徒之官所守教化之义、“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的历史积淀，以及“夷俗仁”（《山海经·海外东经》）等地域文化等多重资源，才确立起以“六经”为载体、以“仁义”为理论的思想流派。它既有对周公以来包括西部在内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有对包括齐鲁等地域文化，甚至夷蛮戎狄等民族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吸取。
《庄子·天下》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从其对《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旧法世传之史”的界定，可以看到儒家创立时的历史性继承。从《庄子》载“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史记》载孔子“问礼于老聃（楚人）”“访乐于苌弘（蜀人）”“学官名于郯子（东夷人）”等描述，又可以窥见其地域的包容性。春秋以降，“道术将为天下裂”，战国时期“六经”“散于天下”，为“百家称道”，于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斯时也，儒盛齐鲁，道盛蜀楚，法行三晋，又可见儒家既成后在各地的流行和演变。这与后世学人对齐鲁（或海岱）重仁义、三晋（或河洛）重功利、蜀楚（或江汉）重道德的地域文化特点的总结十分吻合。儒家学派从一个地域性的学派逐渐发展成为博大精深的“显学”，这与各个时期、各地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和吴越文化等）的兼容并包、交流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孔子儒家的形成与发展并非静止的，而是伴随着孔子周游列国、“六经”广泛传播、弟子（或再传、三传）“友教士大夫”的过程，一路形成不同风格的学派而不断发展演变的。一方面，孔子周游列国时吸收各地文化元素，丰富了儒家学说；另一方面，儒家与各地文化元素相结合，引发了儒学在各地的传播和创新。比如，鲁地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周代的礼乐文化，孔子在鲁国创立儒学并成为邹鲁地区的首位传播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具有通经学古、尊周崇礼、重孝贵仁、重人轻神等特点。儒家传播开来后，又与各区域文化结合，在各地形成自己的特色，如齐地儒家以传《公羊传》为代表，兼容会通儒、法、墨各家思想，通权达变，重天命与人事的感应。三晋儒家以子夏、荀子为代表，具有“讲求功利”“隆礼重法”的思想。儒学向西、向南传播，形成了蜀学与楚学，具有“尊道贵德”“兼容并包”等特点。巴蜀儒学注重诸子皆治、儒道合一的治学风格，倡导“道德仁义礼”的价值标准。楚地儒家与本地道论结合，具有崇尚自然、亦儒亦道、亦圣亦仙的倾向。如此看来，蒙文通“文化三系说”将海岱（齐鲁）、河洛（三晋）、江汉（楚蜀）等区域文化作出划分是十分正确的。可以说，儒家形成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与地域互动的结果。直至汉代官学化后，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仍然保持着两条线路并行发展：一条是官方儒学的发展，另一条是地域儒学的发展。两者相互交叉、互为补充、互相推动、共同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来自中华文明早期起源之地的“西部”的贡献，是研究儒学发展演变史不可小视的部分。
二、西部儒学具有突出的继承性
西部儒学是奠基和推动儒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儒家是伴随孔子“删订六经”“周游列国”以及孔门后学友教士大夫、传播经典于各地而后形成的。“西部”在儒家形成和儒学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加盟这一历程，发挥过积极的影响作用。早在孔子授徒时，即有西部学生数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秦祖字子南。……壤驷赤字子徒（《孔子家语》作“子从”）。”裴骃集解引郑玄注说是“秦人”。明《雍大记》载：“壤驷赤，秦州人。孔门弟子，长于诗书。唐封北征伯，宋加封上邽侯。”明温纯《临潼县文庙学宫记》也说：“洙泗杏坛之教，服七十子，而秦产独壤驷赤、秦祖。”《温恭毅集》卷九又有“石作蜀”。清马骕《绎史》：“《史记》‘石作蜀字子明’。注云：‘成纪人。’《家语》‘石子蜀字子明’。”（清人李锴《尚史》卷八五同，作“郑玄注”）又有“商瞿”者，受《易》于孔子，元费著《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写作“商瞿上”。明杨慎《蜀志遗事》云：“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图》亦作‘商瞿上’，景文公作《成都先贤赞》以商瞿上为蜀人。考之《路史》及《舆地纪》，瞿上城在双流。”（《丹铅续录》卷三、《谭苑醍醐》卷六、《升庵集》卷四八并同）明曹学佺《蜀中广记》亦载：“有商瞿里，《本志》云：‘治东十里瞿上乡，有孔子弟子商瞿上墓。’”可见，在仲尼弟子中就有秦祖、壤驷赤、石作蜀、商瞿上四位来自西部，《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在西部也得到初步传习。
随着秦国历代君主厉精图治，招揽儒生、墨者、纵横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大量东方人才西涌入秦。范雎、蔡泽、苏秦、张仪、商鞅、荀子、吕不韦、韩非、李斯等来自东方的俊杰，带着儒家经典越过函谷关西入关中应该是必然的。吕不韦、嫪毐皆有食客三千，其中就有不少是儒生。吕不韦组织编修《吕氏春秋》，其中如《当染》《劝学》《孝行》《音初》等篇就包含了大量儒家作品和儒学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秦始皇统一全国，定都咸阳，四方儒生咸集关中，后又经历丞相李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焚书”事件，《诗》《书》等儒家经典才不能在社会中任意传播。不久，又接着惩治了非议中央的儒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儒生犯禁者达460余人，其“自除”“戍边”者当不在少数，可见当时王朝中心区的关中有着数量庞大的儒生群体。
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坑儒之余，天下无师。于是儒经离散，儒学暂歇。然而，在较为偏远的地方，民间犹有儒经收藏，如齐伏胜藏《尚书》于壁，孔子后人藏“古文经典”于壁，颜芝藏《孝经》于壁，此人所共知共话者。至于远在西南的巴蜀，其实也有“秦儒”的“二酉藏书”故事，却少有人知。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酉阳”条中载：“《荆州记》曰：‘小酉山上石穴，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学，因留之。’故梁湘东王《山赋》：‘访酉阳之逸典。’”唐代段成式于武陵山中著书，取此典故题其书名“酉阳杂俎”。明胡应麟怀疑“且秦方烧经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晋才通，安得藏书小酉之穴耶？”殊不知巴蜀早于公元前316年为秦所有，其人在坑焚之前已习经典，后因禁锢，乃留其籍于洞中，也不是没有可能。加之巴蜀作为秦统一天下的根据地，禁书活动必然不似新征服的六国之地那般严厉，外地儒者持书来藏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有此类藏书，后来当汉初“除挟书之律”后，古书旧籍乃逐渐现世，隐士名儒也慢慢现身。如申公讲《诗》于楚，胡毋生讲《春秋》于齐，“八公”讲《易》于淮南，举皆是也。至于蜀中，则有文学郭舍人注《尔雅》于犍为；胡安“讲经”于临邛，司马相如曾从之学《易》；林闾翁孺传“轩语”于扬雄；严君平卜筮，兼研《易经》《老子》；谷口郑子真，安贫乐道；阳城子长，传古《乐经》。这些都昭示了西部民间藏经、传经的事实，延续了儒学及其经典在西部地区的一脉之传并渐趋壮大。
汉景帝末年，庐江舒城人文翁守蜀，见蜀地僻陋，于是肇启学宫，传授“七经”，学优者可以入仕；弟子张宽仕至庐江太守，开启了儒学官学化、“学而优则仕”，甚至科举考试、文官制度的先声。汉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循吏传》）；公孙弘复建议在都城所在地关中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额，每岁辄考，其优者可以为郎为宦，促进了中国官员素质的提升优化，也减轻了阶级对立的压力。另一方面，西部儒学还以经典教化为本，积极推动“淑世济民”和“移风易俗”。史称文翁立学、兴教化蜀，于是蜀地大化，移风易俗，蛮夷之风丕变，而且人才辈出，推动地方学术振起。仅在蜀地，就涌现出了王褒、落下闳、严遵、扬雄、何武等长于经学、文学、历学、玄学等领域的学人，因而史称这一时期“蜀学比于齐鲁”（《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从此，以官方办学和民间私塾等多种渠道，极大地推进了传统中国以儒学淑世济人、以经议政、礼主刑辅的序幕，儒学也在为政治张目、为世俗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历代传承和不断更新、发展。
三、西部儒学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西部地广人稀，地形复杂，兼有高原、草原、山地、丘陵、平原、沙漠、戈壁等形态；南北纬度跨度大，气候地跨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热量带；民族成分多样，世居人群位居全国前列；社会形态复杂，民主改革前的西部社会，长期存在着国家到部族、首都到边疆、土司到酋邦、城市到氏族等诸多形态，可谓样样齐全；文明程度参差不齐，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各种宗教、信仰、民俗、风情都分布、并存于西部各地，这就势必造成其学术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各民族在西部生产生活，多种信仰在西部传承演绎，儒家学说也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在西部传播、演进。例如，西汉司马相如就率先提出“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治理观念和“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创作理论。之后在西部又出现了严遵、扬雄的博采诸子，赵蕤、苏轼的诸学互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自西东移或南移，鸠摩罗什到长安之后传译大乘般若学，玄奘于大雁塔翻译唯识学，于是长安、成都等西部城市成为较早的求法取经与佛经传译、刊刻中心。自后，更有宋陵阳龙昌期、新津张商英，金元全真道王重阳（陕西咸阳人）积极提倡的“三教合一”，以及宋普州崇龛人陈抟、凤翔郿县人张载的儒道合流，宋蒲江人魏了翁、明新都人杨慎的汉宋皆治，明代藏传佛教的领袖宗喀巴、清代伊斯兰的思想家刘智等人的“儒佛”“伊儒”结合，晚清民国威远人段正元、彭州人尹昌衡的“五教同德”，以及当代四川井研人、哲学家萧萐夫提出的“集杂成纯，漫汗通观儒释道；多维互动，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庞大的学术气魄，以上这些都体现了西部学人博大宏阔的治学风格和学术气象。当然，严遵、扬雄“道德仁义礼”的观念，张载“民胞物与”等思想，都是这一风气的积极成果。
四、西部儒学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儒家对内实施“大一统”“修文德”；对外提倡“亲仁善邻”“化干戈为玉帛”，期待“九夷来贡”“四海来朝”“天下和平”“守在四夷”“为万世开太平”。《尚书·禹贡》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国疆域辽阔，人群众多，如何和谐地治理域内域外各个群体呢？大禹所传《洪范》有“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之说，宋人胡瑗《洪范口义》将其解为“以四海为一家，以万民为一人，其情则天下同也”，就是树立起兼容并包、一视同仁的价值体系，以为各地人群认同的规范，由此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等的情愫和理念。《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生青阳与昌意，青阳居泜水（江水），昌意居若水，均在西蜀，他们成为西南各地共同奉祀的祖神。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濮氏，生子颛顼；颛顼有子鲧，治水失败；有孙禹，治水成功，奠定了夏王朝的政权基础。由于夏禹的巨大功德，故而他受到了中原及四海各部的尊重、拥戴。《史记·五帝本纪》载：“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诗·大雅·文王有声》载：“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禹这一系列的功绩，最终赢得了四岳认可，他继承虞舜成为一代圣君，“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大禹谟》）。在位期间，禹致力于造福各族，故“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对于这位“兴于西羌”的先圣，孔子及其儒家也赞赏有加。《论语·泰伯》载孔子语：“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不以血缘分亲疏，而以文野定褒贬，奉吾教者皆吾主，爱吾民者是吾君。因此，大禹便成了西部各地信奉的“禹王”，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加强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为各族接受儒学、形成共同信仰做好了准备，同时也为后来西部呈现出各种形态的“地域儒学”奠定了基础。如在十三朝古都所在地关中地区，“辟雍钟鼓，於皇镐京，中天丽日，大道昌眀。三物四术，立范垂型。汉更秦弊，绵蕝是营。讲求同异，渠阁谈经。唐开六馆，雅郑竞鸣。卓彼关儒，钥启《西铭》”，形成了父天母地、民胞物与的“关学”。甘州、肃州虽然远在西陲，亦知“庠序之设，教育人才，风化之本，其道甚重。自汉迄明，科条渐备”，形成“陇学”。在巴蜀地区，早在汉景帝时，文翁守蜀，即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蜀士大化，故有“蜀学比于齐鲁”之称；自后历代相沿，“蜀虽僻处遐方，沐浴《诗》《书》之泽，熏陶礼乐之教，无不油然兴起，争自濯磨”，渐成兼容并包、集杂成纯的“蜀学”。在贵州地区，“黔自元以前本属苗徼，自明以后始渐被文明”；清雍正平播之后，划播入黔，恢复学校教育，大兴教化，于是人才辈出，至晚清号称“西南邹鲁”，蔚为“黔学”重镇。云南地区，兴学更早，“滇南建学，肇自汉时。张（宽）、盛（览）受业长卿，尹（珍）、许（慎）执经中土，滇之文风，由此渐启”，流风所扇，渐成“滇学”。再有，儒学又与传入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义结合，形成伊魂儒里的“伊儒”；儒学与藏地的藏传佛教结合，形成了喇表儒心的“藏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既是儒学在西部各地的演变和转型，也是西部对儒学的丰富和发展。总之，西部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与儒学互相结合、彼此融合，加强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边防稳定，并形成了“蜀学”“关学”“陇学”“朔方学”“黔学”“滇学”“丝路儒学”“民族儒学”等各具特色的儒学发展样态。
五、西部儒学具有突出的民族性
儒学自古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源泉。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儒学在历史上长期与周边四夷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相互交流、互相融合，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儒学”。如两宋时期，作为西南边疆地方政权的大理国境内，儒学与佛学实现了深度融合，形成了被称之为“释儒”或“儒释”的少数民族儒学发展形态。
明代平定宁夏，意识到“宁夏古雍州之北境，汉朔方郡地。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于是“置兵卫以守之。而又莅以亲藩，总以内外文武重臣”，“其学校设自永乐初年，盖以地虽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礼乐也。列圣相承，教养作兴，岁久益备。士之由科目为世用者，彬彬有人”。清同治时，在平定陕甘、新疆回汉冲突后，有官员建议：“至于善后安置之法，拟责成统兵大臣、镇压回众地方大吏，开导汉民，或令复业，或令迁移，为之兴学校以明大义，使之结婚姻以释前嫌。并明定章程，回汉交涉案件，恪遵谕旨，持平办理。傥以后回众逞强，固应歼戮，即汉民寻衅，亦须翦除。务使回汉耦居无猜，共享升平之福。”其办学兴教，互通婚姻，秉公执法，持平办理，无疑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晚明到清，儒学又与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结合，通过贯彻宋明理学思想文化精神来阐释、诠解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和哲学思想，形成了“以儒诠经”的儒伊形态。13世纪的《萨迦格言》汲取了藏族世俗伦理观念、藏传佛教义理思想和中原儒学文化精神，融会贯通而成为藏族社会和民众的“格言”。
新疆虽是民族丛居、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新疆图志》仍然坚持认为，教化可以“探天人之奥，抉性命之精，澄然莹然，知万物备于吾躬者，非所谓学乎？端风化之本，申教养之义，使智愚贤否，同纳轨物，蔚然蒸然，植人材而培国脉者，非所谓学校乎？”人不分华夷，地不分东西，凡有生灵，皆须教化，国计民生，“不可一日无学也”。因此主张效仿先王，“为之庠序以谨其教，为之师儒以启其衷，为之诗书诵读以调其口，为之俎豆登降以习其目，为之琴瑟钟鼓以濡其耳，为之射御术数以益其知能，为之忠孝廉节以激其义勇”，通过设立学校，聘请师儒，讲解经典，演习礼乐，讲练技艺，勉励道德，“然后升庑以尽其材，爵禄以餍其心”，择材而举，因能授禄，于是“道足济时，而泽足垂后世”，皆因“教之者能端其本，故受之者自相感以诚耳”。清乾隆时期，已经在新疆“大兴屯田，设立学校，闾阎相望，比户可封，阡陌纵横，余粮栖亩”，好一派经济富庶、文化认同的喜人景象！
唐宋时期，白族先民的社会中已逐渐形成既信奉佛教又尊崇儒学的文化风气，并产生了“儒释”“释儒”或“师僧”群体，即《南诏图传·文字卷》中所谓“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至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亦称：“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设科选士，皆出此辈。”明阮元声的《南诏野史》对此也有明确的记录：“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释儒”哲学是白族这一民族群体在形成发展和观念探索中逐渐生成的基本思想形态，其理论成长的内核是佛儒的融合。与理学批判佛老的情况明显不同，“释儒”对儒释道采取等量齐观的态度进行理论创造。明代白族宿儒李元阳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的思想根基是经学，却有着浑厚的程朱理学功底，并执着追求王学精蕴、佛道思想。显然，他的思想和治学路径充分体现了白族传统“释儒”的理论品格。
由于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学传经，儒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天地人合一”等观念，也深为羌族、壮族、瑶族、黎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接受和吸收，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伦理和民族宇宙观。西部儒学突出的民族性，促成了儒学与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与交融，既反映了儒学在西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影响与辐射，也存在着各少数民族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接纳儒学、发展儒学、改造儒学的面貌。西部儒学从历史事实、政权互动、文化认同、风俗同化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是我们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与铸牢问题的不竭源泉。只有从溯源的角度去观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更有底气地去认知、理解、传承、铸牢底蕴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西部儒学具有开放性和外传性
在西部，儒学曾经沿着丝绸之路，传遍西域、中亚，以及南亚国家和地区。儒学在西部两千余年的流传演变史，也是儒学在丝绸之路传播、影响的历史，无论在北段丝绸之路，抑或南段丝绸之路，都可以找到儒学传播的痕迹。
汉开西域，朝廷派驻官兵以及随军家属前往，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也随之深入到西域各地。历北朝以迄隋唐，吐鲁番、楼兰、高昌等地盛兴儒学，倡读儒家经典，施行儒学教育。《周书·异域列传下》记载了高昌施行儒学教育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献中就有“义学生”“私学生”等的记录，这表明古代西州效仿汉人私塾，私家学习儒家经义。另外，吐鲁番人注重儒学教育还体现在墓砖、蒙书以及人名、地名等上。《高昌延和三年（604）巩孝感墓表》中记载：“故田曹司马（巩）孝感，禀赀温雅，志行贞廉……玩诗书以润身，研礼典以崇德。”《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随藏衣物疏》也有“《孝经》一卷，纸百张”的记载。
清代，儒学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新疆图志》载：“自禹平水土，声教已被流沙；汉开西域，匈奴遣子入学；北朝时，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宫子弟，以相受授；唐贞观间，吐番诸酋长遣子弟请入国学……我朝（清）龙兴以来，镇西、迪化……居斯土者，旗汉较多，故学校稍举。乾隆而后，迪化、昌吉、绥来、阜康、奇台各县，逐次增设，渐有进步……光绪初，再经勘定，左文襄（宗棠）奏，改设郡县置学塾训缠童，以为潜移默化之具。而刘襄勤（锦棠）继之……仍设教授训导各官于旧无学额之伊犂、疏勒、温宿各府，亦设训导以资启迪。于是大兴义塾，而吐鲁番、乌苏精河与夫拜城、焉耆、沙雅等处，皆次第添设，而学校遂骎骎称盛焉。”由是可见，西域各国主动学习儒家经典，儒学在古代西域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促进了汉文化与西域各属国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西北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对汉文化、大一统的认可与接受。
南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纵贯四川、云南，一直南下延伸到印度、缅甸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远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得知四川与印度之间有一条“宜径”的古道，于是令张骞以蜀郡、犍为郡为据点，派遣密使兵分四路探索去往印度的古道。此后，中央王朝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立郡县、治所。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丝绸之路”逐渐发展成型。据段渝考证，“南丝绸之路”在境外的延续有东、西两条路线：“西线即‘蜀身毒道’，从成都平原出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西亚”，“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以及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道”。经由南丝绸之路，儒学在我国境内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发生碰撞，境外与缅甸、印度、占婆、越南、泰国等思想文化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丝路儒学的重要内容。如隋唐时期，作为越南属国的占婆在婚俗中加入了儒家礼义和规范。《隋书·南蛮列传》记述林邑国时称：“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施椰叶席。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儛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牵女授之。”显然，婚礼仪式有提媒、下聘、迎亲、婚宴等形式，有媒人担任信使，这类似于儒家婚礼礼仪的“纳征”，“婿盥手，因牵女授之”则是简化的“迎亲”之礼。可见，占婆人当时的婚礼习俗已经去除了原始氏族的色彩，体现出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特征。
结语
儒家是孔子集虞、夏、商、周文化之大成，总四面八方之精神而后形成的博大包容的学术体系。我们研究儒家的创立，不仅仅要研究孔子收集整理“六经”、阐释创新“儒理”的业绩，也要研究夫子搜集和总结各地各族文化精神的过程，探明其历史继承性和文化包容性，阐明各地各族在儒家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影响。在儒家形成后，儒学又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在南北东西各地的流行，在这绵长的时间中和广袤的空间内，儒学发生了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和创新发展。只有关注到儒学在各个时段的起伏抑扬，在各个地方的取舍形变，方能反映出完整、真实的中国儒学史，也才能体现出儒学经世致用、淑世济人的不同途径和不同功效，最终也才能得到经验借鉴和教化再造。
本着这样的思路，当我们将儒学史研究的目光投向西部时，不难发现，西部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广阔家园，历史积淀非常丰厚，其所积累的夏周文化、地域文明，对儒家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定作用，为儒家经典形成奠定了基础。相比于其他地区儒学，西部儒学明显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包容性、普适性、民族性、开放性和外传性，为儒家地域性（蜀学、关学、陇学、朔方学、滇学、黔学、民族儒学）、国际性（丝路儒学）传播、宗教性融合（释儒、道儒、藏儒、伊儒等）、民族性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做出过重要贡献。西部儒学是中华儒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儒学宝库中非常亮丽的明珠。
（本文吸收了刘学智、李伟、连振波、魏冬、王贞贞、段博雅、马明宗、马琛、孙瑞哲、晁渊等人的研究成果，引文核实又得到杨勇的帮助，特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