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淳熙七年（1180）任南康知军时，兴复白鹿洞书院，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揭示》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凝结，问世之后被摹写、抄录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中，成为学者们制订学规时默奉的圭臬，被认为是中国书院史上第一个纲领性学规。

明代学者郑廷鹄对《揭示》评价道：“肇自文公，大兴洞学，条例古训，佑启后人。于是白鹿洞有规焉，实天下通规也。”（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值得提及的是，《揭示》不仅是中国书院学规的范本，它也远播海外，受到朝鲜、日本的普遍重视，并对上述国家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揭示》是如何从“一院之规”成为“天下通规”的呢？笔者将围绕以上问题，深入考察《揭示》的传播路径及历史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朱子兴学与《揭示》的传播

朱熹重视教化，热衷于教育事业，希望振兴儒学以挽救当时的世道人心，且其积极从事讲学活动约50年。朱熹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处，都以兴学为己任：任同安主簿时，整顿县学；知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淳熙十年（1183），朱熹开始了隐居武夷山、讲学著述的生活，他筹建了武夷精舍，该精舍成为当时理学教育的中心。朱熹在武夷精舍虽然没有明文订立学规，但武夷精舍的教育切切实实地贯彻了《揭示》的精神。在“讲明义理以修身”的道德至上的教育旗帜下，他要求学生做到穷理格物与修身笃行的统一，以德义为路，仁礼为门，磨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气节，从博学一直贯彻到笃行。（参见束景南：《朱熹研究》）绍熙五年（1194），朱熹被任命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七月，他发布了一道《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着手修复岳麓书院。朱熹虽公务繁忙，但仍坚持到岳麓书院视察听学。他看到书院学子讲读《大学》时语意不明，未能把握其要旨，很是不满。他直接的反应就是“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后将《揭示》颁行于岳麓书院，该学规被称为《朱子书院教条》。《朱子书院教条》的颁行对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院“规模宏阔，条教详明，一时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邹鲁”（陈凤梧：《岳麓书院原序》）。

据统计，南宋书院与朱熹有直接关联的就有40所之多，其中4所是其亲手创建，3所是其尽心修复，20多所是其昔日讲学之地，另有13所是其为之写过撰记、题词或题诗的。《揭示》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高度凝结，是书院精神的象征，其“为己之学”的求学目的和成贤成圣的终极追求皆为书院教育的感召性“象征”。随着朱熹教育活动范围的扩大，《揭示》最终超越了个体书院的精神生长，成为其他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显示出生动普遍的范型意义和精神价值。（参见陈荣捷：《新儒学论集》）

二、朱子门人与《揭示》的传播

据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考证，朱熹的及门弟子有467人，私淑者21人，共有门人488人，朱子学派在南宋是相当庞大的学术群体。朱门人数不仅众多，而且分布广泛。据统计，福建为164人，浙江为80人，江西79人，湖南、安徽各15人，江苏、四川各7人，湖北5人，广东4人，河南、陕西各1人：此为里居可知者共378人，可谓来自全国。（参见陈荣捷：《朱子门人》）朱子门人大多以传道为职志，继朱子而教学者大有其人。

《揭示》树立了一种典范。其教育理念如同一粒种子，深深扎在了门人弟子的心间，在众门人学成入仕或主持教学后，这粒种子就随着门人的足迹在各地发芽、抽条、开花、结果，将朱熹的教育理念推行并落实于民间。他们继承了朱熹兴学校、明教化的理想，持续发展学校教育，并大多以《揭示》为范本，制订相应的学规。从史料记载可知，朱子门人宦迹所至与《揭示》的推广和传播紧密相连。他们或掌教于书院，以《揭示》为训；或另建书院，仿《揭示》以为规。比如：陈宓（1171—1230）出知南剑州，创建延平书院，依朱子白鹿洞教规而行；门人江万里（1198—1275）出知吉州军，于吉州州治庐陵县城东赣江之心，创建白鹭洲书院，自任山长，亲自为诸生讲学，并将《揭示》复揭示于道心堂，培养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捍卫国家利益的杰出人士；门人饶鲁（1193—1264）历主白鹿洞、濂溪、建安诸书院，从学者众多，其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曾将朱熹的《揭示》与程端蒙、董铢二人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同揭示于白鹿洞书院。《程董二先生学则》是朱熹门人程端蒙和其友人董铢根据《揭示》合撰而成的，对衣食住行、谈吐举止及容貌视听均作了具体的规定。《程董二先生学则》围绕律己、待人、接物的原则进一步将《揭示》细化，并使之形成条理清晰的规章和程式。朱熹极为赞赏《程董二先生学则》，并于淳熙十一年（1184）亲自为其作跋。《程董二先生学则》成为对明清书院和官学生徒影响最大的学则之一。如果说《揭示》是“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在其被门人继承、传播的过程中，它或被扩充，或被发明，在各书院学规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可谓是“百花齐放”。

三、制度推进：宋理宗与《揭示》的传播

宋理宗（1205—1264），名昀，是宋太祖十世孙，燕王德昭一脉的后裔，南宋第五位皇帝，享国久长，在位达40年（1225—1264）之久，时间跨度约占南宋王朝的四分之一。理宗尊崇理学，在位期间把理学确立为统治思想。他逝世后，朝臣鉴于他对理学的贡献，议定庙号为“理”。

淳祐元年（1241）正月，理宗视学国子监，将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从祀孔子于学宫，“御书《白鹿洞规》赐诸生”，使其成为各级官学必须遵守的教学方针。其实，早在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门人刘爚就奏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太学”（《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试图为朱熹的学问由民间走向官学开辟道路。理宗“御书《白鹿洞规》赐诸生”的行为标志着朱熹的教育思想完全为统治者所接受，实现了与政治的联姻，《揭示》的教育思想也开始由自由化转向权力化。为了进一步推广《揭示》，淳祐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诏书主要用于向全国臣民颁布重要政令，如皇帝即位、大赦、临终遗命等。《揭示》得以以诏书形式，令各州府县刻碑立石，以示诸生，其尊崇地位可见一斑。借助诏令这种制度化的强制推行，《揭示》成功透过正式官僚体系，自上而下达至州县官学系统中，从而加快了其在社会上的传播。

四、历代传承：《揭示》在宋代以后的传播

《揭示》主张学以明人伦为本，以德行为先，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极大地突出了儒家的伦理理性精神，学规的“五教”尤其体现了朱熹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基本教育思想。（参见束景南：《朱熹研究》）这就为后世教育活动在教育目标的确立上，提供了规范化的教育价值取向。在《揭示》的传衍过程中，后世各类学校和书院大多将《揭示》作为共同遵行的施教方针和“为学”的精神纲领，传承着《揭示》的教育价值。

元代程端礼编撰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首录《白鹿洞书院教条》《程董二先生学则》等作为全书纲领。在首录的几例学规中，《白鹿洞书院教条》又位列首位，由此可见，其在事实上已成为儒家学者公认的、拟定教育规范的总纲。《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问世后，被广泛应用于教学中，引起了国子监的重视，国子监后将此书颁于各地学校执行。明代学者亦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奉为进学准绳，清代也曾多次刊印此书，以资广泛流传，这对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家塾、书院和学校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伴随着此书地位的上升，朱熹的历史影响面也被大大扩展了。

在明代，《揭示》也被视为后学津梁。被黄宗羲称为“有明诸儒之首”的儒家学者方孝孺，曾作《白鹿洞规赞》曰：“斯道昭昭，去人不远。有伦有纪，天秩天彝。民日由之，宁不预知。为学之初，舍此焉学。”（方孝孺：《逊志斋集》）其对《揭示》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被视为朱学正宗的明代学者薛瑄（1389—1464），正统元年（1436）出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二）。被《明史》视为明初诸儒中守朱学最纯者胡居仁，在其主持白鹿洞书院时，也在参照《揭示》的基础上，更立规训六条。

在清代知识分子传承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学说的过程中，《揭示》也自然而然地被传衍下来，并一如既往地赢得了清代学者的认同和推崇。其中，学者王澍编取朱熹《白鹿洞规》为纲，分类条析，证以经史百家之语，编撰《白鹿洞规条目》20卷；学者任德成取朱熹《白鹿洞规》原文，各分段落，标于每卷之首，并引历代诸儒能与《白鹿洞学规》相互发明的先哲格言，凡204条，辑为《读白鹿洞规大义》5卷。除了发明《白鹿洞规》条目编辑成书外，更多的学者是或仿《揭示》立约，或将其立石于讲堂，以示诸生。比如：学者朱用纯，“其学确守程、朱，知行并进，而程于至敬。来学者授以《小学》《近思录》。仿《白鹿洞规》，设讲约，从者皆兴起”（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九七）；学者窦克勤被选为泌阳教谕时，便仿效朱熹的《白鹿洞规》订立《泌阳学规》，设“规过劝善簿”，月朔考核；郑之侨制订《鹅湖书院学规说》，“学规者所以范其身乎，抑所以范其心乎。夫心者身之主也，范其心而身可治。昔朱子白鹿洞规条诸生闻之熟矣，侨又何敢赘及”；周在炽在《玉潭书院条约》中对《揭示》甚为推崇，“顾白鹿、岳麓科条备矣，奚俟赘言”；杨应琚在《三川书院学约记》中强调：“子弟入书院肄业及在义学读书者，须遵朱子《白鹿洞规》，论定《程董学则》及《分年读书法》。今各录一册，揭之楣间，庶触目警心，感发兴起。”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下令：“凡书院之师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书院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自此，《揭示》和《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成为公认的先儒之教法，圣贤教人之大训，入圣之阶梯。一直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京师大学堂仍以朱熹《揭示》及《教员、管理员、学生规则》榜示全堂。

五、理学东渐：《揭示》对日本、朝鲜的影响

《揭示》不唯对中国的学校、书院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被传入日本、朝鲜后，在《揭示》的启发下，日本和朝鲜的儒家学者也以《揭示》为模本，陆续创作了仿效之作。日本学者山崎闇斋潜心研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庆安三年（1650）作《白鹿洞学规集注序》《白鹿洞学规集注》，与同道讲习之，这是日本有关《揭示》著述之嚆矢。自此之后，《揭示》的研究和传播迅速扩展，关于《揭示》的注释书籍、讲义、笔记等陆续问世，流传甚广，据日本学者柴田笃统计，不下几十个版本。日本的儒家学者沿袭了朱熹的圣人之学，树立起道德修养的理想标杆，引导迷途中的学子回归正学，为该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涂上了“为己之学”的底色，如明治四年（1871），朱子学者元田永孚草拟日本《教育大旨》时，引用了《白鹿洞规》中的“五教之目”。明治二十三年（1890），由井上毅等审议，发布了以《教育大旨》为基础的“教育敕语”，保留了“五教之目”，至昭和二十年（1945）废除“敕语”为止，“五教之目”在日本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朝鲜儒学泰斗、被冠以“东方朱子”之美誉的李退溪在全面接受朱熹思想的同时，也关注与朱子学胶着于一体的《揭示》。李退溪生活的朝鲜时代，正值士林势力进入中央政界、主导朝鲜王朝政治的时期，为了排斥佛教，建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乡村秩序，士林派开始兴建书院以推行教化。此时，通过学规进行管理的书院制度被广泛采用。在制订学规的过程中，《揭示》再一次成为朝鲜书院学规的典范。明宗十三年（1558），伊山书院落成，李退溪为之作记并订立规约。在规约中，他建议把朱熹的《揭示》揭之壁上，以相规警。

结语

任何学术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传播者。就《揭示》的传播者来说，朱熹是最初的倡导者，朱子门人是重要的推动者，宋理宗是关键的“他者”。就《揭示》的传播途径而言，《揭示》在传播初期主要是以书院为阵地，朱熹及其门人宦迹所至，或亲自讲学，或创建、复兴书院，并照搬或仿效《揭示》制订相应的学规，倡导“学为圣人”的人才培养观，这为《揭示》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宋理宗恢复理学正统地位后，理学在历史的运转中，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理学与政治的结合，加速了《揭示》在社会中的传播。淳祐六年（1246），宋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至此，《揭示》完成了从民间向官方的“华丽转身”，借助制度性的推广，成为全国性的学校和书院规条，同时也向更广阔的区域（日本、朝鲜）传播。

后世学者所订立的学规“大旨以朱学为归”，基本上都是沿着《揭示》的教育思想发挥的，其间虽有一些新的发明，但正如“丸之走盘”，仍然不出程朱理学的“圆盘之外”。由此可见，尽管时移境迁，某些学则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居于重要地位，但是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都没能取代《揭示》的作用和地位。《揭示》依然为天下学规之纲领，在学规思想的构建中占据了重要的思想空间，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从而在无形中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学规的教育价值导向。

近代书院改制后，寄居书院母体的书院学规随之消亡。作为中国教育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书院学规虽然失去了生存领地，然而，蕴涵其中的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等思想，凝聚着我国古代教育智慧的精华，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揭示》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规范，包含了我国古代学人士子固有的明伦知礼、慎思明辨、博学笃行、改过迁善、重义轻利、反求诸己等优良传统，蕴涵了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从《揭示》中挖掘出这些传统精神，并使之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广大青年学子的道德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杨雪翠，教育学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处项目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