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来，历代将儒学经典刊为碑石，立于太学，蔚为传统，形成源流远长的石经系列。但在明之前尚少镌于名山之例，明代中叶开始在泰山数有镌刻，所刊有《诗经》《大学》《孝经》《孟子》等，其举动背后则蕴藏了复杂的教派、学派、伦理、党派之争。
一、佛儒争胜下的《诗经》镌刻
泰山经石峪有北齐镌刻《金刚经》，沉寂千年（仅宋人偶有涉及），自明中叶开始进入文人视野。文士在惊叹高僧大德卓绝功业的同时，联想到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却绝少儒经镌石，因之产生了争胜的设想。于是利用经石峪这一梵呗经台，陆续展开儒家经典的刊刻。目前所知最早者为峪北石台之《诗经》：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其下有跋：泰山之麓，平石纵横数十丈，刻佛家语，呼为经石。余乃书《诗·般》一章刻之。按《虞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五月至于南岳，八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至于北岳。”《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峦，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其至于南、于西、于北，其时皆如《舜典》。则谓是诗为登岱而颂无不可，而刻之于此固无不宜，则夫经石之名，其有称也夫。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此石所刻诗句，出自《诗经·周颂·般》。前人多认为诗系周王出巡所作。《诗经》毛传言：“乔岳，岱宗也。”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五《封禅》载：“《诗》云‘于皇明（一作时）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堕山乔岳，允犹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来归也。”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此系“武王巡守祀岳渎”诗 。镌刻者在跋中认同此点，其列举《虞书·舜典》《礼记·王制》关于巡狩四岳之制度后，指出：“则谓是诗为登岱而颂无不可，而刻之于此固无不宜。”
这一说法也得后世呼应，清初钱肃润《泰山诗选自序》称：“有客问余曰：‘泰山诗起于何代？倡自何人？’余应之曰：‘黄帝会群臣于泰山，作青角之音，未有诗。有虞氏东巡至岱宗，群臣歌卿云，卿云，言泰山云也。《卿云歌》，意者其泰山诗乎？’客曰：‘子姑言其有据者。’余对曰：‘《周颂》有之，“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班固引为周太平封泰山诗，此泰山诗之首也。’”与经石峪诗刻跋意暗合无间。
《诗经·周颂·般》未题书者之名，后世多推为明人汪坦所为。乾隆《泰安县志》称：“其佛经左有周诗《般颂》一章，较佛经字略小，跋末‘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无朝代名氏，或亦与佛经并垂，故不书名之意。然汪玉《文论》为子坦书，题识‘嘉靖壬戌仲秋朔勒’，前后相距数日，且二刻俱楷书，端严如出一手，传《般颂》亦为坦书，想当然矣。”所论之汪坦（1508—1576 年），字仲安，号识环，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生活时代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方志本传称：“都宪玉之子也。结发嗜学。妇翁闻庄简渊在天曹，坦以国子生谒选，深自引避，未尝轻践其门。庄简贻之竿牍，报书率言国家休戚大计，无一语及儿女寒暄，其端介如此。读书多所研究，中年任宪端，官卫经历，奔走南北，虽簿书鞅掌，未尝一日废书，故所蓄益深，所发益肆，晚于大雷山半结为书屋，日夕吟讽其中，以自取适焉。”嘉靖三十八年（1559）前后，汪坦任山东布政司经历（此官名见于《泰山搜玉集》之题衔）。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重修泰安东岳庙，委汪坦经理其工。汪坦《亡室闻氏墓志铭》中云：“岁壬戌（嘉靖四十一年，1562），余自济南来泰安，监葺岱祠。”自此驻节泰安近五年之久。《别泰山拟唐李太白六首》序云：“余留泰山，前后几五载。”诗云：“自我来泰山，于今忽五年。每登日观峰，并坐肩吾轩。”其间遍历泰山，诗文甚富。
汪坦于“嘉靖壬戌岁仲秋朔日”，在峪中书刻其父汪玉所著《文论》，与此《诗·般》年月相同，笔迹相近，故后人推定两刻同出一手。又岱顶德星岩（即宋真宗摩崖处）有嘉靖四十一年十月汪坦题记：“东安邵鸣岐、昌黎齐宗文、□□坦同登泰山绝顶。……相与论‘无方无体’……若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也。又相与诵‘登东山小鲁’之章，歌‘于皇时周’之诗，啜茗振衣，飘飘而来下。”不仅援引《周易》（“无方无体”）、《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还特别标出“于皇时周”之句，更可印证经石峪《诗》刻为其所为。据此，知刻石题识之壬戌，当为明嘉靖四十一年。
汪坦其人为坚定之儒学信徒，来岱之后，对泰山之上充斥封禅之迹与佛老、玉女之祀大表不满 ，认为黩礼不经，遂萌改刻历代碑石之志。据所作《登岱记》云：“余以己未岁（1559）八月二十一日至泰安州，九月九日登岱……得律诗一十二首，镌石置会真宫。奉左方伯镇山朱公（衡）命，观新镌‘朝阳洞’大字，余乃书‘岱宗’二大字，不敢自居，假镇山公，镌东岳庙后石崖，以岱颠宜有此二字。其崖壁立若屏障，左为唐玄宗镌《纪泰山铭》，盍磨去，以《禹贡》一篇，大书深镌之。右镌唐苏颋文，近为林焞磨去，镌‘忠孝节廉’四大字，当亟磨去，镌《易大传》，《易》有‘太极’一章，与《禹贡》奎联璧暎，而天生巨崖于岱颠，为不虚矣。颠有巨碑无文，相传为秦始皇立，盍大书‘孔子小天下’五字镌之。”清叶昌炽《语石》尝论明人改刻旧碑云：“大抵皆科目中人，空腹高心，以卫道自命，遇二氏之碑辄毁之，此又碑之一小厄也。”其实汪坦改刻的范围，已不限于“二氏”，连历代帝王的封禅巨制，也尽括其内，以期使泰山石刻完全儒学化。汪坦不仅有计划，而且有行动，铲磨宋真宗摩崖即为一证。在佛家经石之名不可撼动的情况下，以此《诗经》镌刻，来彰明泰山儒学之源可遥溯三代圣王，在文脉上远早于后传入之释家。并暗中替换主旨，存峪名而易实。也即其跋中所言：“则夫经之名，其有称也。”汪坦此举，肇开经石峪一地佛道争胜之局，后世大量儒学题识的出现都是受其启发。
二、学派纷争下的《大学》镌刻
关于经石峪《大学》之刻，屡见明人记录。池显方记云：“峪石坦似虎丘，而腹记一部《金刚经》，因恒啮水，遂忘其半。近又令记《大学》章，而腹纷然矣。”郑汝璧《睹记》云：“山乏泉，惟曝经峡白石晶莹，刻《金刚经》甚精，水过之清浅可玩，乃有镌《大学》于傍者，措大笔矣！”王思任《泰山记》曰：“仍观石经峪，盘似虎丘，大有流趣，乃元人书佛经，一派活泉铺过，而明人遂刻《大学》一章以敌之。”由于《大学》之刻久佚不传 ，造成其年代、镌人、版本等议“纷疑腾”（清魏源《岱山经石峪歌》中句）。
先考《大学》镌人，嘉靖《泰山志》（二十三年编撰，三十四年付刊）述经石峪只字未提《大学》，至隆庆六年（1572）万恭所镌《高山流水亭石壁记》中始明言：“近有好奇者，则刻《大学》于上端以胜之。”则其镌刻在嘉靖末至隆庆初。因此镌人在泰山生活时间应在此时段。而镌刻大型摩崖（百九十六字）非寻常题名可比，其人还应具有相当之身份或势力。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之人，首属上节所考《诗经》镌者汪坦。除了汪坦有改刻泰山碑石之主张，同时还是较早关注经石峪者，在峪所镌《诗般》《文论》都是以尊儒崇经为职志。出于同一考虑，其在《金刚经》之首加刻《大学》，与内典争胜，实亦顺理成章。清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之《石峪拓经》中云：“石上有前明汪姓所刻‘大学圣经’一章，字既不佳，义更无取，真不免为山灵所笑耳。”此后如王猩酋《曲阜泰山济南游记》云：“明人汪某刻《大学》圣经一章于其上，意在压制之。”都将刊刻《大学》之人指为汪坦。
历史上《大学》有古本、今本之分，经石峪所刻又为何种系统呢？自宋儒朱熹析《礼记》之《大学》章，并“移文补传”，将之分解为“经”与“传”，是为“今本”；至明王守仁质疑朱熹之分，倡复《礼记》原文，称为“古本”。自此《大学》版本成一大经学公案。《山东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及周边题刻的考察》一文最早提出经石峪《大学》版本归属疑问：“究竟刻文是朱熹的《今本大学》，还是王阳明的《古本大学》，仍待考。
这一疑问，今在清人唐焕《游泰山记》中寻得确证：
归途纡道经石峪，石坪夷旷，泉瀑敷流。石刻北齐分书《金刚经》，字大如斗，上有明人刻《大学》百九十六言。仲冕素业古本《大学》，进而问曰：“《大学》节邪？抑残缺邪？”余慨然曰：“此宋儒所谓经也，格致补传，与古本专责诚意者异。
根据唐焕这一记录，可以明确获知：泰山经石峪所刻《大学》，其版本系宋人朱熹订本，而且所刻只是“经”的部分。唐焕（号石岭）为古本《大学》崇信者，所谓“唐石岭先生宗古本《大学》，不改易字句，作为诠注，以诚意为主，深得一贯之指”。故其子仲冕少年所“素业”之《大学》为古本，当其过经石峪，见所镌之文与向读不同，为之疑惑不解，从而引发唐焕对于今古本之异及“格致”“诚意”的一段议论。唐焕系经学专家，尝“注《今文尚书》《古本大学》”，其对于《大学》刻石版本的认定，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唐焕这一记述，还可在明人的记录中得到印证。王在晋《东巡泰山记》云：“有镌圣经首章，与《金刚经》并列者。” 明确指出所镌为“圣经首章”，与唐说镌字为《大学》之“经”不谋而合。又张岱《岱志》云“傍有儒者刻《大学》圣经一章敌之”，亦言所镌系“一章”而非“全璧”。有此三证，经石峪所镌《大学》版本为“今本”，足可定谳。
另外最早提到《大学》摩崖的万恭，其人与《大学》文本颇有因缘。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恭称自深山掘出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刻本《大学》，详记于所撰《格物致知原传说》中。万恭此处虽未涉及经石峪《大学》，但其一再强调长兴古刻《大学》之特异：“余故长兴本表而出之，以尊朱也，亦定今新说者之纷纷也。”而所撰《高山流水亭石壁记》中，则对峪刻《大学》特点无一语道及，足见此处所刻仅为一习见版本（今本）。如系古本或别本，万恭不可能不加说明。
明人在经石峪镌刻《大学》之用意，传统的说法是“辟佛尊儒”。所谓“后好事者复刻圣经，以厌其胜”，“睹《大学》之篇，而磨崖石经失其文”，“刻《大学》圣经一章于其上，意在压制之”。但若联系所镌《大学》版本，则让人产生深度思考，有研究者指出：
“汪玉题二典三谟之文刻文”，由汪玉撰文，其子汪坦所书，其孙礼约模勒上石。此文与一般游山题刻大异其趣，是一篇承接宋明理学传统，论‘文’、‘道’与‘文气’的文章，类似今日的文学批评。但将这样一篇具有批评性质的文章镌刻于经石峪，用意何在？汪玉在嘉靖年间任山东提刑按察司，在宸濠之乱期间，任湖广兵备按察司副使，为王阳明下属。在《书汪汝成格物卷》中有王阳明与汪玉论辩朱熹“格物致知”之说的记述，汪玉对阳明学说，先惊后疑，一疑再疑，终至豁然。汪玉是否至终服膺阳明学说，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金刚经》周边几处明代早期的题刻似乎与汪玉刻文的关系密切。《大学》一文为朱、王学说论辩的重点，经石峪的《大学》刻文似乎不是偶然之作。其为何人所刊？刻文是朱熹的《今本大学》，还是王阳明的《古本大学》？……《金刚经》周边几处题刻与明朝中晚期这一政治风波、哲学思潮的关系如何？以上诸问均是日后研究泰山经石峪题刻的参照点 。
研究者提出的这一问题，可联系汪坦家学传承来探索。汪坦之父汪玉（1481—1529），字汝成，号默休，浙江鄞县人。正德进士。由刑部主事累官佥都御史，巡抚顺天。致仕后兴筑书院，聚生徒讲学。汪玉不仅为王守仁僚属，且为学友。守仁《书汪汝成〈格物卷〉》便是与汪玉论道之作：“予于汝成‘格物致知’之说、‘博文约礼’之说、‘博学笃行’之说、‘一贯忠恕’之说，盖不独一论再论，五六论、数十论不止矣。汝成于吾言，始而骇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释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后与予游于玉泉，盖论之连日夜，而始快然以释，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戏！若汝成，可谓不苟同于予，亦非苟异于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请，盖其时尚有疑于予。今既释然，予可以无言也已。叙其所以而归之。”
阳明与汪玉论之连日夜，虽言使之“快然以释”，实际上未服其心，汪玉最终对阳明学说颇有疑问。据明张邦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汪公玉墓志铭》云：“公与故王公伯安友，意不能尽同，王百方说之，卒不应，其自信不移如此。”故其所撰《四书粹义》一仍朱子，不苟同于阳明。汪坦这一家学渊源，当对镌刻《大学》底本选取有所影响。
通观此一时期之泰山石刻，其中多含有学派之争的痕迹。明代嘉隆万三朝，泰山几乎是阳明学一统天下。嘉靖四十五年（1566），泰州学派重要传人王栋（师事阳明门人王艮）任泰安州学训导，“出所著《古大学解》及《一庵会语》十二卷，命诸士昕夕体验，不数月诸士悦服”。隆庆三年（1569），阳明学传人邹东廓之子邹善为山东提学，重修仰德堂，并于长清县王遇岭建愿学书院，延王学名家张后觉等讲学其中。万历间，泰安名儒李汝桂设育英书院，宣讲心学，时人尊为海岱儒宗。隆庆前后于泰安数刻阳明诗碑 ，正是“心学”高揭泰山的标志。
而在王学大炽之时，也不乏程朱派学者，通过重树朱熹历史地位，对心学加以抵制。如大观峰上闽人林焞所镌“忠孝廉节”摩崖 ，出自朱熹为岳麓书院所题格言。泰安文庙也有《朱夫子格言》之刻。泰山孔子崖还出现了伪造的“朱子题名”。其用意皆是借泰山这一圣区，彰示朱熹在儒学道统中的崇高地位。出现在这一时段的《大学》石刻，其文本选择，便与此学术背景相关联。
三、朝政纷争下的《孟子》镌刻
泰山儒经之镌不仅体现着思想伦理纷争，也联系着朝堂党争。这在经石峪《孟子》题刻中可见一斑。
在经石峪石坪东北石壁上，有明万历六年（1578）“经正”题刻：
孟轲氏云：“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石上之经亦经也，今以圣经反之，故曰“经正”。万历六年三月都御史肥城李邦珍书。
此句语出《孟子·尽心下》。孟子与泰山颇有渊源，《孟子》中有多条论及泰山。宋代以后，泰山学派力挺孟子地位，在岱巅建五贤堂首祀孟子。泰山碑刻中也不乏镌刻孟子语句之例，如十八盘东侧石壁上明人姜学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史学迁所题“若登天然”，语出《孟子·尽心上》；孔子庙清人徐宗幹集句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则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或借孟子之言盛赞泰山，亦借泰山以彰孟子。但经石峪此刻却与前不同，背后隐然指向朝堂政争。
“经正”题者李邦珍（1513—1591），字子怀，号同川，肥城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御史，四十二年巡按福建，四十五年官太仆少卿，隆庆元年（1567）升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改大理寺左少卿，二年巡抚河南，四年升南京右副都御史，旋被劾回籍。在闽御倭为一生高光时刻，时人有《海岳澄清卷》颂之（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李邦珍以抗倭等功，为高拱所重，擢为河南巡抚。高拱旋罢相居乡（河南新郑），与邦珍有密集交往。高拱曾以宋赵孟頫《画马图》相赠，并赋诗《子昂画马图歌赠河南李中丞》一首 ，诗中有“拟将此幅比琼瑶，寄赠佳人云路迢。天阙昔曾窥立仗，霜台今复忆乘轺。手持黄纸临中土，甲兵十万胸中吐。皋夔事业待经邦，韩范威名先震虏。氛浸潜消塞北场，河山坐镇汴封疆”之句，期以经邦济世之勋业。高拱复相后，邦珍在修新郑城、设驿、增兵等事务上，都先与高拱协商请示 ，其在河南取得的一系列政绩，皆与高拱支持析分不开。
隆庆四年（1570），李邦珍擢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但尚未到职，即被南京礼科给事中张崇纶劾奏。张崇纶称其“本非通才，偶叨重任，一闻边警，皇遽失措，且交结王府，营营百计，所当罢斥”。虽事由半属虚妄，却得到隆庆帝认同，令吏部议处。在此风波中，高拱对李邦珍加意回护：“看得李邦珍行履即招訾议，李尚智政务即有废弛，本应议罢，但皆年力未衰，似难尽弃，即该给事中张崇纶参论前来，相应酌拟，合候命下将各官调别衙门用。”最后得以“回籍听调”了案。
隆庆六年（1572），高拱被逐出朝，其支持者悉被斥去，史称“高拱之党略尽”。李邦珍被视为拱党，也被执政加以排斥。万历初期，山东抚按多次举荐邦珍。万历元年（1573）正月己丑，山东按臣吴从宪奏荐逸才，列大学士殷士儋及都御史李邦珍等八人，“阁部先皆执奏，于先朝三例有碍，不从命，不为例”。同年五月“甲辰，吏科都给事中刘不息等应诏疏荐人材”。其中列原任都御史李邦珍等五十人，御史吴从宪等荐止三十五人。虽屡被荐举，缘于执政者对高拱党人的严厉封杀，无一例外遭到驳回。
在迍邅失意中，李邦珍有登岱之行，据《李邦珍墓志》载：“公谒泰山，见□耻，望之为回（下缺）。”文字残失，难明其详。但以意推之，当是有感于当政之失宜，庶民不兴，而于经石峪题“经正”。其所引《孟子》字面意为：君子之本分，是让一切事物回到正途上就可以了，而回到正途百姓就会振兴。邦珍并作诠释：石坪所刻《金刚经》也称为“经”，今以儒家正统经典反其意而复之，故称作“经正”。其意旨正如研究者指出“儒家经典在经石峪已赋予‘经’字新的意义，而‘经’作为佛经的意义得以获‘正’，如此，即孟子所言‘君子反［返］经’”。邦珍为朱衡门人，尝为衡刻《道南源委录》，标举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之说 。倡儒抑佛固无足异，但此刻则机锋另有所指。
原来，在《孟子》“庶民兴”后，还有“斯无邪慝矣”一句。李邦珍有意省略此句，在“反经”的语境下，隐意则是“时有邪慝”，隐含的应是对当政排斥异己的愤激不满。自高拱被逐，张居正独擅威福。当李邦珍题刻之时，张居正因“夺情”受到士人阶层广泛抨击，而张则对异议者进行严酷打击，并通过禁设书院来钳制社会舆论。本年张居正所作《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中言：“孤近日严禁各处创造书院。”时邦珍于牛山“立书院以倡后学”，称“聚六经群书数百千卷，俾我同志及我子孙讲习其中，以广其学”。而张居正此项举措，与回乡后致力书院讲学之李邦珍势必产生严重冲突。时人言邦珍“与世忤”，或指此类政争。故其借题刻《孟子》“经正”二字，暗讽张居正为“邪慝”，背后暗露弦外之音。
四、伦理纷争下的《孝经》镌刻
同是在明代，《孝经》还被镌刻上泰山舍身崖。明王思任《观泰山记》云：“窥舍身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经》作法律，巨书于石。”詹钟玉《游泰山记》云：“度舍身崖，抱杞忧者，旁刻《孝经》一章，且大书‘哀愚’数处以警之。”清孔贞瑄《泰山纪胜》云：“舍身崖奇险……一先正刻经语其旁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仁人之意哉！”邹在衡《舍身崖》云：“谁把孝经劖石岭（原注：崖上有大人先生刻《孝经》以劝人），到死愚人那能省。”
《泰山石刻记》著录《孝经》刻辞及相关题记云：
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不登高，不临深。万历癸巳，岱宗主人汪应蛟书。
按“身体发肤”一节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经文及注，“不登高”一节则出《礼记·曲礼上》。汪应蛟将《孝经》刊石泰山，有着独特信仰文化背景。
泰山自秦汉以来，便被视为“主生主死”之山，因之很早便形成在泰山“祈寿”习俗。《元史·孝友传》载：“张本，东昌茌平人。笃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谨。伯父尝病，本昼夜不去侧。复载以巾车，步挽诣岱岳祷之。”明嘉靖朝诗人谢榛也有《送吴君搢登岱为亲祈寿》述其风习。这一充满家庭亲情、人伦温馨的礼俗，后来因受到佛教等“舍身”观念的浸染，竟演变成一系列行为过激且愚昧荒唐的“泰山舍身”。
自《法华经》盛行汉地后，渐出现烧身、投身、入水往生之风。宋徽宗于政和六年（1116）所颁《禁僧诱民舍身诏》称：“访闻相州林虑县（今河南林县）、邢州龙冈县（今河北邢台）天平、陵霄二山，高崖之上有舍身台，每岁春月，村民烧香，闻有僧行诱惑，使人舍身者，导以法事，欲悔不能。”后诸山之名不彰，泰山独负“舍身”之辜。元王奕《和徐中丞容斋旧泰山一百四韵贽见》有“投崖匹夫勇” 一句。弘治《泰安州志》卷一《山川》云：“舍身崖：在岳顶东南，峭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不经之说，多于此舍身。”明《泰山志》卷一《山川》云：“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仞，其上平，广半亩许，中有石凸起丈许，岳之奇胜处也。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明单父琴《半僧居士遗集》更详言更事：“尝过泰山，闻其内有悬崖插石，下临深谷，不啻万丈，名曰舍身台。四方至者，山僧指点其处，故神其说，谓某处人曾以孝行舍身于此，至诚感神，如履平地。人或以为然，而欲效之。”
明代碧霞信仰大兴后，民间宝卷更为舍身故事推波助澜。在《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中，浓墨重彩写到千花公主（即后之碧霞元君）舍身求法的情节：
说罢来在志心石上，公主合掌当脑，望空祝赞曰：额苍天！我千花则为众生难度，才上泰山苦修，饥吃树叶，渴饮清泉，一十二年，无限苦楚，何时是尽！恋到几时脱身？告罢虚空，闭目噙口，望着涧下一跳，慌了当处神祇，托娘娘尸灵轻轻落地，有二位仙童将尸首埋葬已毕，用木刊成形相，洞中侍奉香火。老母真性归空，坐定九品莲台。回上天宫。
公主舍金身，撇下二仙童。至今留显迹，历代永标名。
这段情节广为流播，如清张奇逢在《禁止舍身碑》中一再述及舍身与元君之联系：“查泰山顶偏东高崖，不知作俑何人，假南朝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之说，立名舍身崖，哄动香客。为游山计，世人不察，误传圣母登仙之处，谓一投崖，可以成仙，可以报亲。”由此引发后世崇信者的效仿。泰山一变而成为阴森恐怖的“自杀之山”。
对此，各级官府多次发布谕令或设置阻隔加以制止。如正统四年（1439）十一月，山东按察副使王裕以四方愚民登山烧香，舍身跳崖，毁伤肢体，秽恶亵渎，有伤和气，奏请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并泰安州官严加禁约，得到允准。成化元年（1465），山东按察使李裕与御史李景贤命泰安州官堵塞舍身崖路径，以防游人投崖轻生。成化时期，吏部尚书尹旻因四方愚民惑于不经之说而轻生，因命有司设置崖篱以阻断 。嘉靖四年（1525），总巡泰山香税东昌通判姚奎 、嘉靖三十二年（1553）总巡香税济南府同知王乾元皆出告示严禁投崖 。万历七年（1579），山东巡抚何起鸣命筑建崖垣，更崖名为“爱身崖”。一些官员还试图从精神层面入手，对流俗“舍身”之说进行匡谬批驳。舍身崖因之成为一处“哀愚”与“警愚”的论台。汪应蛟《孝经》之刻，正是基于这一动因。
汪应蛟（1550—1628），字潜夫，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官至兵部尚书。《明史》卷二四一有传。应蛟万历二十一年（1593）前后任山东布政司参政，分守济南道，驻守泰安，故其自称“岱宗主人”。汪氏出守泰山时，正值明朝国运转衰之际，民间秘教的兴起，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加剧了舍身行为的发生。汪氏“居家究心性命之学，与理学诸君子往还无间”，后人称其“学宗诚敬，不希顿悟，士之游其门者，有庄敬日严之感”，是一清介自守的正统儒家。当此愚行层出屡禁不绝之时，作为“岱宗主人”的汪氏祭出《孝经》，作为抵制陋俗的武器。
汪刻前段选自《孝经》，后段附以《礼记》，前后照应、互为关合。《孝经》之文揭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是孔子孝理论的一大主旨，唐玄宗注引乐正子春之言释曰：“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此即“不辱之孝”。这一理念的前提是：世人皆为父母所生养，人之躯体乃父母之赐予，人们承受着“父母之遗体”，自应百般爱惜，所谓“父母全而生之，死全而归之，可谓孝矣”。因此保护自身免受伤害，乃是“不辱之孝”的率先之义。而《礼记》所言“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礼记·曲礼上》），则是对“不辱之孝”的具体行为规范。这种尊重生命、重视生命，并视为一切“孝义”基础的观念，是儒学思想一大精华。而舍身者用毁伤自身肉体来践行“孝道”，从儒者看来已属最大“不孝”。唐韩愈《鄠人对》便言“父母疾，亨药饵，以是为孝，未闻毁肢体者也。苟不伤义，则圣贤先众而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 痛斥为父母而毁伤肢体，是深负“害义”之罪，而欲借此邀来生之福，换亲人之寿，不仅有违于伦常，也全背于儒家圣训。汪应蛟援《孝经》此节，从根本上驳斥舍身说的背理、荒谬与不经。
在后世之“舍身论辩”中，汪应蛟所倡《孝经》“不辱之孝”有深远影响。如清初张奇逢《禁止舍身碑》中云：“其吾人之身，父母之身也。古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惟爱其身，斯爱其亲，奈何以父母之身轻试万仞之下，形神俱丧，而尚得谓之成仙，尚得谓之报亲耶？”即是发挥了汪氏所倡之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东巡泰山时论舍身崖称：“愚民无知，惑于妄诞之说，以舍身为孝，不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故曾子有临深履薄之惧。且父母爱子，惟疾之忧，子既舍身不能奉养父母，是不孝也。此等事处处有之。正宜晓谕严禁，使百姓不为习俗所误！”几与汪论如出一辙。又计东《送钱础日游泰山阙里序》云：“于峰之旁见丰碑屹立，大书《礼》‘为人子，不登高，不临深’数言。予再拜稽首其下，即策杖下山，不复登。”亦可见汪刻感悟人心之深。正因泰山《孝经》寓有辟愚正俗的社会功用，所以明人于崖上针对此碑大书曰：“以《孝经》作法律。”清初儒者孔贞瑄在《泰山纪胜》中也揭出其刻“是仁人之意哉”！
《孝经》石刻民国时犹存。《士龙登泰山记》称：“日观峰前为赊事（舍身）崖，其上有碑数块，其一大书‘凤翔岗’，其一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等《孝经》文。”今存民国老照片，图中碑状，与文献记录切合。据此更知《孝经》碑之毁弃，应是1950年代后之事 。
除了上面所举四例，在其他如《易经》《公羊》《尔雅》等在泰山也有镌刻，清代还出现了朱伦瀚书苏轼刻《五经论碑》（今嵌岱庙汉柏院东壁），兹不俱述。泰山虽与儒家结缘甚久，关系甚密，但缘于封禅大典及佛道信仰的聚光，东封碑石，辉煌穹崖，“老佛之宫，广袤山谷”，儒学为之遮蔽而不彰。入明随着理学、心学代兴，儒者开始进行一系列将泰山“儒山化”运动，制造了如孔子庙、孔子登临处、小天下处、望吴圣迹等神圣标志物。刻镌儒经也是为行动中的重要一环。经过这一番重构，泰山儒家圣山的形象益加彰明。又因当时政争、学争纷纭复杂，更使此类镌刻带上明显的时代色彩，个中寓意值得追索探赜。
（作者系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