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观念作为最早出现的基于伦理亲情的道德信条，在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的夏朝以前的尧舜时代就产生了。以后，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特别是经过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孟子等人的丰富和发展，到秦朝统一全国时，已经成为与“忠”并列的最重要的伦理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再后，经过两汉思想家的进一步发展和播扬，特别是汉朝统治者通过制度和政策对孝行的规范、表彰和弘扬，“孝”就成为全民共识的伦理观念，随之，其负面的影响也就如影随形地凸显：追求大孝之名的“激发之行”和不近人情的“愚孝”之举也就频频闪现了。

一

“孝”字尽管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出现，但还不具有伦理的内涵。它最早作为伦理观念出现是在《尚书·尧典》对舜品格的褒扬上，“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舜的孝行奠定了后来影响深远的中国孝文化的第一块基石。此后，伪古文《尚书》中出现了“奉先思孝”（《太甲中》）、“恪慎克孝”（《微子之命》）、“惟忠惟孝”（《君陈》）。《诗经》中也有许多表达儿女孝思的篇章，如《风》中的《邶风·凯风》、《魏风·陟岵》、《唐风·鸨羽》，《小雅》中的《四牡》、《小宛》、《小弁》、《蓼莪》、《楚次》，《大雅》中的《下武》、《文王有声》、《既醉》、《卷阿》、《颂》中的《周颂·雝》、《周颂·闵予小子》、《鲁颂·泮水》等。其中的“永言孝思”、“有孝有德”、“永世克孝”唱出了对孝的赞美和执著。

《十三经》中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相传出自西周，与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周公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着大量“孝”的内容。《周礼·地官·师氏》将“孝德”定为“三德”之一，将“孝行”定为“三行”之一。《礼记》中的《曲礼》、《檀弓》、《祭义》、《哀公问》、《坊记》等篇，更进一步将子女对父母的孝行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再后，经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和孟子等人的阐发，“孝”的内涵得到极大的丰富：

一、“孝”成为“仁”之本，也即人的修身之本，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最高道德境界之本，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其身，敢不敬乎？”（《曾子·大孝篇》）“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吕氏春秋·孝行》）

二、珍惜自己的生命。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曾子说：“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孟子说：“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孟子·离娄上》）《孝经》则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总之，孝观念要求子女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父母生命延续的链条，加倍珍惜，这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三、子女的孝行，不仅表现为对父母的赡养和对祖先的追怀，更表现为对父母和祖先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之情体现在礼上，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四，亲情高于国法，“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而尊亲既要杜绝“五不孝”：“惰其四肢”、“博弈好饮酒”、“好财货，私妻子”、“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更要促成家族血脉的延续，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信条。

五、坚持“三年之丧”（《论语·阳货》、《孟子·滕文公上》），父母去世，子女必须为之守孝三年。

不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孝论还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比如人们对守孝三年就有不同的看法。而法家更对儒家的孝论提出严厉批判。韩非从“忠”、“孝”的矛盾出发，指出一个孝子在战场上不可能是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的勇士，而只能是想着“父母之养”的逃兵。

二

秦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独尊法术”的专制主义思想文化政策，倡导的是皇权无限，全国服从一人；上下一致，寰宇政令统一。此时，“孝”的观念已经远离统治者的视野。你看，在李斯等起草的宣扬秦朝核心政治和道德理念的秦刻石文，竟然找不到一个“孝”字。

西汉建立后，在君臣持续反思秦朝“二世而亡”教训的氛围中，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余绪空前活跃，儒家学派前赴后继地宣扬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懈奋斗，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等人对儒学的里程碑式的阐扬，结果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出台，儒学的孝论再次焕发出耀眼的光辉。

从汉武帝开始，朝廷建立了太学这一国家最高学府，儒家的经典《五经》成为钦定的官方学术，立博士进行专门传授。而《孝经》则成为与《五经》并列的经典，获得崇高的地位。《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将孝提升至全部封建伦理的核心位置，不孝当然被视为罪大恶极：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孝经·广扬名》）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

两汉时期，阐释孝的言论和著作不绝于史。《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的话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后世，以显于父母，此孝之大者。”《汉书·艺文志》在介绍《孝经》时则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至此，“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孝’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体现了儒家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精神，它是纵贯祖先、父辈、己身、子孙，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链条，也是中国一切人际与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

两汉朝廷从制度和政策等诸多方面营造浓浓的倡导孝道、表彰奖励孝行的社会氛围：

惠帝四年（前190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书·惠帝纪》）。

高后元年（前187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书·高后纪》）。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汉书·文帝纪》）。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冬十一月，……令二千石举孝廉”（《汉书·武帝纪》）。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夏四月，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汉书·武帝纪》）。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六月，……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汉书·武帝纪》）。

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十一月，……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四年春二月，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甘露三年（前51年），“赐……三老、孝弟力田……各有差”（《汉书·宣帝纪》）。

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夏四月，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五年（前44年）夏四月，“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汉书·元帝纪》）。

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春二月，赐“三老孝弟力田帛”（《汉书·元帝纪》）。

元帝建昭五年（前34 年）春三月，赐“三老孝弟力田帛”（《汉书·元帝纪》）。

成帝建始元年（前32 年）二月，赐“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钱帛，各有差”（《汉书·成帝纪》）。

成帝建始三年（前320年）春三月、河平四年（前25年）春正月，“赐孝弟力田爵二级”（《汉书·成帝纪》）。

成帝绥和元年（前32 年）二月、绥和二年（前321年）三月，赐“三老、孝弟力田帛”（《汉书·成帝纪》）。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夏，“立官稷及学官。……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

明帝中元二年（57年）夏四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后汉书·明帝纪》）。

明帝永平三年（57年）二月、十二年（公元69年）五月、十七年（公元74年）二月，赐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后汉书·明帝纪》）。

章帝建初元年（76 年）夏五月，“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后汉书·章帝纪》）。

章帝建初四年（79 年）夏四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后汉书·章帝纪》）。

和帝永元八年（96年）春二月、十二年（100年）三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后汉书·和帝纪》）。

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冬十一月，诏曰：“幽、并、涼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脩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后汉书·和帝纪》）。

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冬十二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后汉书·和帝纪》）。

安帝永初二年（108年）九月，诏各王国推荐属吏中“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者，“令得外补”（《后汉书·安帝纪》）。

安帝永初三年（109年）正月，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二级”（《后汉书·安帝纪》）。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闰三月，诏三公至二千石、郡守等，“举荐贤良方正及至孝之人，公车诣朝廷”（《后汉书·安帝纪》）。

安帝元初元年（114年）春正月，赐爵，“孝弟、力田人三级”（《后汉书·和帝纪》）。

安帝元初六年（119年）春二月，诏“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后汉书·安帝纪》）。

安帝延光元年（122年）三月，“赐民爵及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级”（《后汉书·安帝纪》）。

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十二月，“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后汉书·顺帝纪》）。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春正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后汉书·顺帝纪》）。

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正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级”（《后汉书·顺帝纪》）。

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春正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闰十二月，“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后汉书·顺帝纪》）。

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春正月，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后汉书·桓帝纪》）。

献帝建安五年（200年）九月，“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讳”（《后汉书·献帝纪》）。

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春正月，赐爵，“孝弟、力田人二级”（《后汉书·献帝纪》）。

以上资料表明，在两汉时期，以《孝经》的出现为标志，“孝”观念的内涵已臻完善。朝廷对孝伦理的重视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惠帝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加“孝”字，这等于将“以孝治天下”作为金字招牌昭示全国；二是置《孝经》博士，将《孝经》钦定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使儿童自发蒙始即接受孝伦理的教育；三是各种奖励措施，如赐爵、赐帛、免除赋役、下诏表彰等，特别是将举孝廉定为选官制度，孝行成了官场的入门券。这些激励机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就其主要的积极方面讲，是孝伦理作为“天之经，地之义”的观念，经过广泛的宣传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由此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深深影响了社会风气的走向，对形成尊老行孝的良风美俗起了促进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在宗法农业社会里，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细胞，尊老行孝既是家庭和睦的原因，又是家庭和睦的表现，而“家和”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由于举孝廉成为政府官吏的重要来源之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移孝作忠”，对官场正气和一代士风的形成和延续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直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都对东汉一代的士风颂扬备至，范晔认为当时“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政之路”（《后汉书·儒林传》），即使桓、灵君道昏暗之世，由于士风淳正，国祚仍然得以延续。顾炎武则颂扬说：

“光武躬行俭约，以仕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整修，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日知录·两汉风俗》）

范晔和顾炎武的颂赞是有道理的。两汉的确产生了一批感人至深的践履孝伦理的孝子贞妇，如西汉时期的“万石君”石奋父子、淳于意之女缇萦、隽不疑，被汉文帝表彰的陈姓寡妇和东汉的苏不韦、王琳、蔡顺、江革、刘平、赵咨、胡广、李昙、鲍永、蔡邕、吴佑、茅容、钟离意、皇甫坚涛、黄香、张武、彭修、赵苞、戴良、魏木兰等。就其次要的消极方面讲，一是使部分追逐名利的无耻之徒大玩“激发之行”，即弄虚作假，刻意做出孝廉之行，以邀名誉，作进身之阶。如王莽在做了大司马大将军之后，故意在“孝”上作戏，为自己赚取“大孝”的美名。一次他在自己的府第宴请宾客，数次当着客人的面去后堂服侍母亲吃药，目的是让宾客们传播他的“大孝”。东汉许武在举孝廉后，先同两个兄弟分家，三份财产他留最好的一份。在两个兄弟因能“让”的美名被举孝廉后，许武即大会宾客，说明自己使两个兄弟成名的苦心，同时宣布将自己分得的一份财产全部均分给两个兄弟，由此获得更大的声名。还有一个赵宣，为了赚取“大孝”的美誉，一直在父母的墓道中住了20多年，声名大振。可不久，郡太守陈蕃查出他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按规定居丧不近女色）。真面目被揭穿，赵宣也就成为狡黠的伪君子的典型。二是使部分人钟情于“愚孝”之行，如绝对服从父母之命，“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割自己身上的肉作药引为父母治病，甚至身殉父母，白白牺牲年轻的生命。《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的犍为孝女叔先雄，投水以殉落水而亡的父亲；会稽上虞孝女曹娥，投水以殉泝涛迎神而死的父亲。这些显然都是不值得表彰的。

应该承认，两汉定型的“孝”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最主要的，因为在中国长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宗法社会里，家庭不仅长期是社会的细胞，而且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孝伦理的弘扬对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就是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以后，家庭尽管失去生产单位的功能，但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仍然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之一，而孝伦理仍然是维系家庭和睦的重要伦理观念。特别是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家庭养老仍然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养老方式，孝论理的弘扬能够发挥维系这种养老方式的正能量。今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孝”伦理进行新的诠释，努力发掘其中与现代伦理接轨的内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伦理体系服务，既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