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独创的无限时间、空间里，以“人”“物”“事”一体的“全宇宙式”“元”思维“网状”结构模式，将理论与实际结合、理想与现实对照，建构了一个系统、立体的关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四维世界”——“道的世界”“自然世界”“现实世界”“心灵世界”，阐述了“圣人之治”的美好理想。
“四维世界”的内涵
“道的世界”里的“恒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后引《老子》皆不出注），“先天地生”“混沌”“恍惚”。“道”是“物化”的。不仅“自本自根”（《庄子·大宗师》），且为“万物之始”“天地之根”。“道”又是“人化”的。“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为“万物之母”。“道”“寂兮寞兮，独立而不改”。秉持己性，显得孤独。这是希望侯王以“道”为榜样，却得不到响应。感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之能知，莫之能行”。“道”具有无私性、普遍性、包容性、兼爱性，以“生生”性，体现创造性、生命性、永恒性、奉献性。“道”的“化生”与“不自生”，相反相成。“道”清静无为，有着“周行不殆”循环往复性。“道”的“虚”“静”“素”“朴”“柔”“弱”，尤其是“不争”之类特性，给世人，重点是侯王示范，树立榜样。《老子》一方面正面谈“道是什么”，着重强调“如何想”，特别是“如何做”才是应该遵循、秉持的合理的常规之“道”，陈述了理想的“自然”“无为”的“圣人之道”，也说明了“什么是不道”。
“自然世界”以“天地”为核心，主要突出“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风调雨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和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突出天人合一。自然界最大的特点，是在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中，“自化”而“静”。换言之，“静”是万物之“根”。“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老子》迫切希望学习自然界之“静”，使社会由战乱之“动”，变为安定之“静”，很好把脉了时代病痛之“根”。
“现实世界”指人间社会。《老子》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聚焦在侯王因“欲”而“争”而“乱”。整部《老子》，突出追求“为腹不为目”的“圣人之治”理想。要通过“修之于身”“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邦”“修之于天下”。以道德自觉，心灵净化，“不欲以静，可以为天下正”。如此，“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的世界”“自然世界”“现实世界”都统摄在“心灵世界”里。要达到个人自我内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建立一个和平安宁、秩序井然的“圣人之治”美好世界。为此，《老子》将“逻辑”“理性”与“想象”“诗性”结合，将对民众、社会命运之问的宏大叙事，与宇宙无限性诗意比兴结合，构筑了一个完整表达思想的“道模型”图：
道←→（象帝之先）（先天地生）（自本自根）（天地之根）（混沌恍惚）←→无（万物之始）（无之以为用）←→天门（众妙之门）（玄牝）←→一（万物之母）←→有（天地人）（有之以为利）←→天之道（功遂身退）（利而不害）与圣人之道（爱民治国，以正治国，为而不争）←→自然（本来如此、应该如此、果然如此）与无为（有为而不强为，不乱为，更不妄为）←→圣人之治（小国寡民）←→安平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大顺（民莫之令而自均）。
这个双向互动、自我圆满结构，自上而下，是由抽象原理一步步具体化；自下而上，是从具体形态追溯到理论根源。
“圣人之治”的理想化形态
《老子》创设的“四维世界”里，重点以现实世界为关注对象。其以“心灵哲学”，构筑了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老子》方案”，设想了“圣人之治”社会理想。全书以“道”始，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终，主体集中论述如何实现“圣人之治”。这种材料结构安排，既体现《老子》思想的逻辑，更体现追求的目标。
《老子》多达25章言及“圣人”，隐含多重寓意。一是“道”的化身、代言，是将理想拟人化、形象化，是《老子》隐喻象征体系里的重要组成；二是盼望侯王们像“圣人”一样，能“尊道而贵德”，体“道”行“德”；三是为包括侯王在内的全体民众，树立了看齐的榜样；四是寓理想境界，主要体现为“天长地久”的社会稳定，国泰民安，“长生久视”的人生圆满。实现“圣人之治”理想，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去彼取此”选择。当务之急是消除“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惨象。《老子》之所以屡屡称道“水”，就是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其次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圣人之治”的理想化形态，是第八十章集中描绘的天下太平、百姓和乐，世风、世情、世象都美好，人性、人心、人情皆淳厚的“小国寡民”。但《老子》并不是主张国“小”民“寡”，而是强调诸侯王不应为了满足膨胀的野心与私欲，为了使国“大”，使民“多”，无休止争战杀伐。“什伯之器”不是“不用”，而是要“有之以为利”。“使民重死”的前提，是人们在安定社会环境里，可以自由自在，幸福活着。“不远徙”不仅指不流离失所，而且以此为乐土。“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安土重迁。“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是对和平的期盼与祈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之“复”，指唤醒“善”的人性，唤醒对乱世现状的反思，对自身行为、命运的关注。面对战乱不已的现实，倒不如回归如“婴儿”般简单质朴，天真无邪，适宜人生存的“结绳”时代！“甘其食，安其居，美其服，乐其俗”，指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民风淳朴，精神愉快。侯王要明白“知足者富”，“知足之足，恒足”。“知足”则“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最重要的是“不争”。如此，“我无事而民自富”。自然、社会、侯王、民众，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相反，沉溺于“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贵“难得之货”，皆为恶“俗”。“以兵强于天下”而“乐杀人”，则为最大恶“俗”，故“兵者，不祥之器”。在宁静社会环境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鸡犬之声”成为祥和安逸的声响化、标志化体现。只有在和平稳定情况下，物质丰裕，心情舒畅，才能实现“民至老死”的正常结局。同时，“民至老死”也包含着对“天长地久”的“长生”向往、企羡。在战乱年间，“老死”成为不可企及的奢望，充满“人之生也脆弱”哀叹。“老死”与“重死”相呼应，有着因果关系。在和平年代里，珍惜生命，留恋家园，不愿流徙并能“老死”，故“重死”；既“重死”，能“老死”；要“老死”，需“摄生”。“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不是遇兕虎不会被害，前提是“不遇”；不是打仗不会死，前提是“不被甲兵”。“重死”侧重生命观念，“摄生”强调生命过程美好，“老死”则为目标。“重死”“老死”“摄生”三者合起来，构成《老子》“长生”的生命观及生命意识、哲学，体现着完整生命学说。“不相往来”指“民”虽分属异国，却不发生冲突，“兵无所容其刃”。不是互相隔绝，而是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诚信相待，常来常往。
“小国寡民”是对纯朴人心的呼唤，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和睦社会的期盼，对和谐世风的憧憬。我们再观照当时诸侯竞相追逐“霸道”，导致“春秋无义战”，造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可怕情形，就会更加深切体会到《老子》的深刻寓意。也正是基于此，《老子》作为永恒的经典，常读常新，历久弥新。
（作者：裴登峰，系广东科技学院通识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