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关系”是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守仁（1472－1529），明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师承南宋大儒陆九渊（1139-1193）之学说， 故统称“陆王心学。”

阳明先生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他还认为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在阳明先生那里“知”与“行”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不可截然分割开来。或者说阳明先生强调的是二者的统一关系，对于二者的对立关系却没有展开。

到了清末民初一代教育陶行知先生就是阳明心学的拥趸，他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先是赞成王阳明的思想，又批评其“先知后行”，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期间，陶行知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不断剖析旧传统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民众的弊端，并不断演说自己关于“先行后知”的观点，以后就自己的名字“陶知行”改作“陶行知”。

知行关系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提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尚书·说命中》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二者都强调了行动较之认识更加加艰难。

荀子在《修身》篇中说：“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荀子又指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室，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大略》）

总起来说，荀子认为行动起来才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前提。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荀子讲话的语境。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修身》）荀子在这里点出了了“礼”与“师”对“行”的重要引领作用，这就使得“礼”与“师”对于“行”具有先验的作用。因此，荀子讲的“行”，与今天我们讲的“实践的行”还是有明差别的。这个“行”既包括躬身践行，也包括从“师”与“礼”中学来的先师先王已经验证过了的认识。故而，我们平时都说一个人品行如何如何，这是一个复合概念。

为什么阳明先生要突出强调认知的第一性呢？是阳明先生真的无知到不晓得践行第一，认知第二吗？我看未必，我想这是另有原因。其实到了明帝国的中期，一切的制度、一切的践行都已经公式化，所有的人都像是一台大机器的零件，只要完成规定动作，就足以安身立命了。

因此在大臣中派生一种以死抗争为荣的传统，如大家熟知的永乐朝灭十族的方孝孺、嘉靖朝“礼议纷争”中的杨慎（1488-1559）、嘉靖朝敢于叫板皇帝的海瑞（1514-1587）等。

如，在“礼议纷争”中，杨慎鼓动众官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同年进士200多人，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大哭，反对皇上随意逮捕朝臣，把生命置之度外。激奋昂扬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嘉靖皇帝大怒，下令把他们全部逮捕下狱，处以廷杖。杨慎在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的时候被廷杖一次。十日后，又廷杖一次，差点死去。然后被充军云南永昌卫。

即便如此境遇，但仍然前赴后继，这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但是到了明朝末年，不惜一死的苦谏，能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明吗？答案是不能。

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与荀子思想的贯通（下）

其实这个答案在清初的思想家、教育家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那里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颜元夫子指出：“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是讽刺信奉理学的腐儒们,平时不干实事,只能在大难临头时用“以死报国”的方式解脱,真是愚蠢至极。明末许多官员、读书人自杀殉国的比比皆是。文天祥虽然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他数次身陷绝境，但总是想方设法逃出蒙古人的魔掌，以图再起，所以“临危一死报君王”与“人生自古谁无死”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绕了一圈，目的是想说阳明先生不是不懂先知后行的道理，而是在众人的习惯性动作中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丧失了报国为民真杀实砍的本领。

其实我们可从阳明先生以一介儒生平定“宸濠之乱（宁王之乱，宁王是朱宸濠（1460-1521）的封爵，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世孙,不仅继承了宁王的封号，镇守江西，管辖着当时富庶的南昌府。然而，朱宸濠并不满足于地方王爷的地位，他对皇位怀有强烈的野心。早在弘治年间，朱宸濠就已经开始秘密招募兵马，积蓄势力，伺机夺取皇位）”的事实中来看阳明心学的强大动力与作用。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反叛与平叛的过程中，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南赣巡抚”等职的王阳明虽手下能用之兵缺少（仅仅8000人，宁王朱宸濠却有精兵80000）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批亢捣虚”，围魏救赵，避其锋芒，攻心为上，声东击西等战法，粉碎了“宸濠之乱”，使江南民众免受战乱蹂躏之苦。阳胆夫子得封新建伯、新建侯。他与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一样，树立了读书人领兵挂帅的榜样。

《史记·春申春列传》中言：“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

这是他军事才能的爆发期。到任后，他发现匪患的根源是“官匪勾结”与“民心涣散”，于是先整肃吏治（斩杀通匪官吏），再推行“十家牌法”（邻里互保，强化治安），最后亲率军队围剿。他用兵如神：或伪装撤退设伏，或策反匪首内部瓦解，不到一年就平定了为患数十年的横水、桶冈匪乱。捷报传到京城，朝野震惊——没人想到，这个文弱书生竟有如此军事谋略。

荀子担任兰陵令能让“楚复强”，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时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大明王朝，这就是大儒的使命与担当，真正符合了荀子所讲“知统通类”：“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睪睪（浩浩 ）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解蔽》）

用现在话说就是：“达到了虚心、专心与静心的境界，这叫做最大的清彻澄明。他对万事万物，没有什么露出了形迹而看不见的，没有什么看见了而不能评判的，没有什么评判了而不到位的。他坐在屋里而能看见整个天下，处在现代而能评判远古，通观万物而能看清它们的真相，检验考核社会的治乱而能通晓它的法度，治理天地而能控制利用万物，掌握了全局性的大道理而整个宇宙就都了如指掌。宽阔广大啊，谁能知道他智慧的尽头？浩瀚广大啊，谁能知道他德行的深厚？千变万化、纷繁复杂，谁能知道他思想的轮廓？光辉与太阳月亮相当，博大充塞了八方极远的地方，这样的人就叫做伟大的人。这种人哪里还会有被蒙蔽的呢？”

我想这或许是阳明夫子故意不去展开“行”对“知”的决定作用，把重点放在了“知”对“行”的反作用。也就是说，在客观条件一定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期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但是一定要防止那些超越客观条件的胡拼蛮干，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

我们想问题，一定要结合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不要只看书面表达，不要人云亦云，在处理“行知”关系上要独立思考。

一管之见，未必合适，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2025年10月3日，兰陵后学焦子栋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