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当这些因素（变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矛盾、冲突的形式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从而打破原有的平衡，开启新的局面。一方面，这是客观规律运行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认清变量、把握时机、快速破局，也是一种充分体现主观能动性的、开拓创新的思维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就需要这种于变局中破局、开新局的思维格局。

国际传播的时代变局

随着国际体系演化的持续推进和全球战略格局的不断调整，“变”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关于这一时代特征，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三个“前所未有”，既指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方向和丰富内涵，又揭示其基本规律与特征。

大变局带来力量对比重塑。力量对比重塑建立在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基础上，具体表现为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重要性及其对全球GDP贡献占比的下降，和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经济重要性及其对全球GDP贡献占比的上升。过去数百年间，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包括信息资源在内的所有重要资源。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更是以履行所谓“世界领导责任”为己任，大力推行价值观输出战略，要求或迫使不同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人权标准，并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和技术力量以及辐射至全球的传播网络，将自身价值观念普世化。那些没有接受美国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国家，则被视为“普世价值”的异类予以排斥、打击。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成为这些国家的努力方向。它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建立区域性合作组织，通过各类媒体、智库及时发出理性声音；这些国家还在数字经济、5G、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区块链、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加快对技术标准及规则的开发、制定，促使其上升为国际规则，以此作为扩大话语权的抓手。这一趋势也给世界格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仍然处于弱势，但是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其作用与影响不可低估。

大变局带来新旧交替。“新旧交替”是破立并举的转型过渡期，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时期，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信息传播生态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以媒体的新旧交替为例，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国际传播平台大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这些国家一方面凭借自身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强大实力掌控着全球信息的采集权和发布权，另一方面以“信息安全”“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其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采集和发布。这一双重标准不仅破坏国际传播的公开性、公平性，也导致东西方国家之间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的加深。新兴媒体技术打破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垄断地位，颠覆和重构新闻生产、传播模式与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西方）传统媒体控制信息采集、发布和舆论表达的局面，有望使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缩小。新兴媒体技术和视频生成大模型的普及，使内容生产不再仅能依赖专业化的班底，普通人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快速生成视频内容并通过社交平台分享。这就大大降低内容制作、发布的门槛，为各国参与国际传播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被集成化的传播模式所取代。后者不仅是指不同模态（如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数据的融合，还包括社区电商平台、跨境电商平台、在线小额交易外贸平台等的加持。例如，2025年初，大批美国网友因应美国国会可能颁布的TikTok禁令涌入小红书（中国社区电商平台），直接与中国网民互动。通过“对账”，美国网民看到一个与本国媒体报道中完全不同的中国，由此改变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无疑为我国对外传播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大变局带来发展失衡。虽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态势日益明显，但是全球治理体系尚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从经济角度看，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长期偏重效率优先、增长优先，对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均的问题既缺乏足够重视，也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导致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有数据显示，在世界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却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态势：约1／7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约1／7的人口生活在极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约5／7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通过自身努力步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一部分因为某些原因沦入极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从政治角度看，全球治理体系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适应性，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深刻影响全球产供链布局，多边贸易体系面临重大冲击；作为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政策，将关税“武器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人类发展的不确定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快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新问题。一项研究发现，由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资本方面的显著差异，新技术将使更多投资流向已经实现智能化的发达经济体，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数字经济中的相对劣势被放大。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现状，只有比以往更积极地加大投资，提高总体生产率和工人技能水平，但这并非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转变。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获益不均问题时已经捉襟见肘，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问题更是缺乏良策。正因为如此，在2025年9月初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三大全球倡议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表示希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传播破局的中国实践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经验。针对前文提到的三个“前所未有”，作为推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破局”之策，即坚持开放多元、普惠包容、绿色发展。

坚持开放多元。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合力打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中国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将旗帜鲜明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致力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方开展贸易合作，实现共赢。”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当代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开放多元的精神，突破非此即彼、二元互斥的思维模式，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针对全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不仅反映中国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和治理观，也体现中国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力求改变现状的决心。这一决心体现在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行动方案中——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据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增速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均提升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业已取得显著成效，合作成果惠及150多个国家，成立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有力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向国际的实践还有效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全球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贡献新思想、新方案。

坚持普惠包容。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建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我们也愿同各国就减贫、社保等课题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中可见，坚持普惠包容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有效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建构互惠互利的合作平台，让经济全球化的正能量、正效应更多释放出来，真正造福人类。普惠包容与美国和西方垄断性、歧视性、排他性的国际贸易规则形成巨大反差，是经济全球化在理念、模式、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之举。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25年7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全球公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持续上升，是近二十年来（皮尤有记录数据以来）被调查者对中国影响力看法首次出现的积极变化。这与中国在全球公共领域中作出的贡献直接相关。近年来，随着自身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担负起大国责任和义务，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形成基于多边体系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和服务模式。中国的减贫方案就是这一模式的具体体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持续开展以农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最终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推动减贫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助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从而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因素。

坚持绿色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我们也将在对外合作中更加注重环保和生态文明，同各方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保护等迫切问题，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国际社会共识”。绿色发展是中国政府的治理理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几十年前，中国也曾面临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实行环境监测、建立评估机制等。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国在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成效显著。据统计，十年来，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的经济增长；中国新能源装机规模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累计投资居全球第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行动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低碳示范区、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培养人才等，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个任期内两次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竭力弱化对新能源发展的鼓励政策形成鲜明对照。

开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新局面

在变局中破局、在破局后开新局，不仅需要行动，更需要有效传播，即通过各种渠道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发声，使中国理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经验与贡献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又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进一步明确中国国际传播的价值理念。从本质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成为这个国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价值体系即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支持和保障。不同在于，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价值观外交构成了美国外交的一条主线。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冷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尼克松的“多中心合作”、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理想”等，美国始终致力于向其他国家传播、推广美式价值观，以此作为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中指出，“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值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价值”（our values）与“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互替使用的概念，这充分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同一性。打破“普世价值”幻象，需要在明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有效传播。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呼吁：“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其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针对的就是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它既体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内涵与精髓，表明中国对于世界未来发展的关切，也符合联合国的根本目标与宗旨。做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首先要认清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本质属性和战略意图，同时致力于构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包括开放多元、普惠包容、绿色发展，以及“四大全球倡议”的理念和叙事框架，并通过议题设置和各种传播渠道使其得到系统化和具象化呈现。

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业态，加快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新技术革命都是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战略机遇期，如美国在电气时代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在电子信息革命时代成为制造业强国。对于中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如何于变局中开新局，以高质量国际传播对冲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影响，改变国际环境急剧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是极其重要的抓手和着力点。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5G通信技术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5G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不仅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领域展现巨大潜力，也在信息传播领域推动着更多创新应用的出现，例如，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的崛起，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和网络游戏为代表的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新三样”海外出圈等。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于2025年3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全球累计下载量逾4.7亿次；中国微短剧产品已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中国游戏厂商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达185.57亿美元，Steam平台上架超过1600款国产游戏，同比增长约45%。《2024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行业海外市场营收规模已超43亿元。对于中国来说，只有牢牢把握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进行前瞻性布局——充分利用创新科技手段挖掘、培育以品牌、质量、服务为着力点的内容产品和生产机制，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和未来发展中占据制高点，赢得话语权。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这意味着，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对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这也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实现路径等持续展开探讨，提出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见解。但是从整体上看，这方面的理论建设尚未取得期待中的效果。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在由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加速度（或超越式）的发展格局一方面要求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议程设置和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推陈出新，取得突破性和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建设（包括对外传播和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在多个重大场合阐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立场、观点、方法，形成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特征。它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突破西方话语体系，构建新型国际话语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要打破西方主流社会多年来的思维定式，也要让广受西方话语影响的国外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产生认同，这无异于一场“攻坚战”。它要求我们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贯穿于国际传播理论、实践全过程，深刻把握国际舆论的规律与特征，对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研究研判，使我国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更好地转化为话语优势。

以人际交流突破美西方“阴间滤镜”。“阴间滤镜”是中国网友对英国BBC等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通过后期调色使画面看起来灰暗、压抑、阴森，从而营造负面观感的戏称。长期以来，美西方出于对华战略的需要，在国际舆论场上建构了许多负面涉华话语。这些偏见性的话语通过其拥有的传播渠道广泛扩散，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国际舆论，使得一些国家民众的对华认知发生重大偏差。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将中国视为全球头号竞争对手），我国在对外传播方面遇到新的挑战：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对方都会给予反向解读，并在国际舆论场上持续带风向。打破美西方的“阴间滤镜”，除了依靠大众传媒“广而告之”外，人际传播则是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人际传播有两个重要渠道，一是中国人（包括中国媒体、企业、智库等）走出去，合力宣介中国，二是国外民众走进来，亲眼看见中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第二个渠道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从202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国公民的过境免签政策，2024年底，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步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政策，将其境内停留时间由原先72小时和144小时延长为240小时。据统计，2024年外籍人员来华3253.9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201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80.7%、112.3%。外国游客中的绝大多数是首次来到中国，中国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从一些西方国家网红博主发布的视频看，中国的美食、传统文化、基础设施，中国的高铁、电动汽车、无人机以及5G信号的无处不在都令他们惊叹；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一些网红博主开始对本国政府、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评论产生质疑和不信任感，这是许多专业性的“外宣”策划方案难以达到的效果。这也提示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眼见为实”很重要，有助于人们通过亲自观察和具身体验来判断事物真伪，形成客观的认知与评价；它更有助于消除误解、偏见，让“顽固”的受传者不再顽固。当然，这也要求我们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科学的管理和服务机制，同时做好应对负面舆情的准备。如此便能彻底打碎滤镜，还原真实中国。

总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仅需要与时俱进，还需要以创新思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变局中因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破旧立新。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也是重要历史机遇。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